韦君宜，祖籍湖北，1917年生于北京，父亲曾留学日本。她从小聪慧过人，后成为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她的父亲断定她是栋梁之材，想送她到美国深造。她却毅然抛弃这一切，投奔中共。

1936年，她18岁时，加入中共；1986年，她68岁，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位置上退休。在追随中共的50年里，她经历了许多刻骨铭心、痛彻心扉的人和事。

1986年4月，她因脑溢血偏瘫；1987年，右臂摔伤骨折；1989年，再患脑血栓；1991年，骨盆又震裂。就在这接二连三、难以承受的病痛打击和折磨下，在右手神经已经坏死的情况下，她以超常的意志，练习写字、走路、写作。最后，在病床上，用左手，写完了她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思痛录》。

有人将她的《思痛录》归纳为十九痛：

一痛民族危亡；二痛失去初爱；三痛“抢救运动”；四痛失长女；五痛“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六痛“肃清反革命运动”；七痛“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八痛反右派运动；九痛大跃进运动；十痛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十一痛“反击‘利用小说反党’运动”；十二痛文化大革命运动；十三痛挨整的同事朋友；十四痛挨整的清华校友；十五痛挨整的“一二·九运动”战友；十六痛挨整、整人的清华老学长蒋南翔；十七痛整人、挨整的“文艺沙王”周扬；十八痛丈夫杨述；十九痛自己。

当初，像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韦君宜把自己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全部融注在她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之中。

她原以为，她信奉的共产主义“理想国”里，有正义，有道德，有人性，有自由，有民主，有平等，有法治，有人权。但是，追随中共50年，她所亲历的，与她曾经信奉的，完全相反。从延安到北京，残酷无情的现实，一次又一次把她的理想击得粉碎。

对“抢救运动”的痛思

《思痛录》第一章就是回忆1942年中共搞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中最恐怖的一幕是毛泽东发动的“抢救运动”。

当时，中共怀疑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人，都是特务。1943年至1944年，特务越抓越多，从知识分子、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揪出6岁的小特务。

在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远近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里，整夜传出受刑者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一位负责“抓特务”的老红军公开讲：“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

韦君宜的丈夫，变卖家产，带着一家老小七、八口人投奔中共的杨述，就是这样被“逼”成“国民党特务”的。杨述向毛泽东上书说：“毛主席，我不是特务，请你派人彻查。”然而，泥牛入海。

韦君宜也曾上书毛泽东，同样没有回答。于是，她绝望了，自己跑去整风班“劝说”杨述：“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吧。”说完就大哭，杨述也放声痛哭，说：“好的。”

来自四川的中共地下党员，全部被打成“特务”，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逼自杀。鲁迅艺术学院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杀。那人叫石泊夫，是名画家，上世纪30年代和周扬一起在上海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战友。石泊夫突然被人指控是国民党奸细，他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白，但在场的周扬没有为他说话。于是，他被当作“国民党特务”抓走了。

当晚，他的妻子把窑洞的门窗都堵严实了，然后烧起取暖的炭火盆。一夜过去，两个孩子和她一起“长眠不醒”。

第二天领导宣布：“她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还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见她对党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西北公学有个学生叫施英，中共“烈士”后代，15岁就到了延安，他也“坦白”自己是特务。有关领导根本不相信，就问他：你参加的哪个特务组织？什么时间、地点？谁介绍你参加的？他一问三不知。领导再问：“那你为什么坦白自己是特务呢？”他说：“（党）号召说‘坦白光荣’，‘坦白有功’，又给戴大红花，又给发西红柿、老南瓜，还给吃鸡蛋挂面，我当然愿意坦白自己是特务啦。”

延安办了份《实话报》，专门登载诬陷人的谎话。

当时还发明了一顶帽子，叫做“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没有“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

“抢救运动”中，延安共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最后落实下来，没有一个是真的。

韦君宜写道：“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

“革命圣地”延安，曾经是韦君宜们共同向往的温暖的“家”。经历“抢救运动”后，韦君宜写过一首诗，其中写道：

“家啊！你对我们就是这般模样？……我们如今成了外人，有辱骂，有冷眼，有绳索，有监狱……梦醒来，高原的老北风，吹得热身子冰冷，把心撕碎放在牙缝里咬，看还知道痛不知道？……家呀，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

对文化大革命的痛思

上世纪40年代，经历中共的“抢救运动”后，韦君宜曾和丈夫杨述议论：“现在只在（陕甘宁）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韦君宜等来的，不是上下齐心协力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是没完没了的血腥残暴的人整人的政治运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当年中共在延安“抢救运动”时最坏的做法，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重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韦君宜先是被当成“黑帮”，在“黑帮群”内互相斗；之后，像“猪狗”一样被驱赶回原单位，接受造反派的日夜批斗，被勒令交代罪行。她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党反毛”，“特务”等。

整个社会是非、善恶、正邪的颠倒，许多人良知、道德、人心的泯灭，使她精神失常整整三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认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杀。

她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1966年夏被红卫兵打傻。她的丈夫、对党忠心耿耿的杨述，被打成“三家村干将”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造反派用铁棍打得骨断筋折，被开除党籍，后发配到河南劳动改造。她自己被发配到湖北劳动改造。她女儿被下放到云南农场劳动改造。一家五口天各一方长达七年。

她在《思痛录》中回忆：“后来，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小孩子这句话更使我一通百通。原来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新的是修正主义文化。我从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资修’。”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没有根了，只请用剃刀剃就是了”。

晚年的觉醒

1976年文革结束后，韦君宜跟她女儿谈了她的藏在心底很久的想法。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

于是，她开始了《思痛录》的写作，一边追忆，一边反思。

其中有一章叫《编辑的忏悔》。她说，1949年中共当政后，她“解放了”，可实际进入了一个囚笼，让她干的事都是欺骗读者、欺骗工农兵。

有一篇小说，在她看来还算可以，可军代表说，这篇作品怎么没有阶级斗争？她只好和作者商量，你能不能写点阶级斗争？斗争什么呢？就设想能不能表现阶级敌人反对使用拖拉机，破坏生产。那作者说我不知道拖拉机会出什么问题？她就带著作者，请教懂拖拉机的人，“阶级敌人”如何才能让拖拉机出毛病、搞坏它。

1980年，她写了一篇怀念丈夫杨述的文章《当代人的悲剧》。她写道：“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年文革中受了苦，挨了打，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最苦的。“他最感到痛苦的”，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和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作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

这种残酷的游戏，终于逼使他对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了疑问。这疑问，是“付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换来的。

她在《思痛录》里写道：

“这是一部用血泪凝成的历史……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

“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

“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不够。”

“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何必胆怯？我将欢迎能下决心的拙笨的民主！”

结语

韦君宜的女儿杨团追忆母亲写《思痛录》时写道：“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都已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穷尽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奋斗，换来的究竟是什么？当她重温年青时的理想，当她不能不承认后来牺牲一切所追随的，都与自己那时的理想相悖，仿佛绕地球一圈又回到了原地，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彻骨髓呢？”

为什么韦君宜年轻时怀揣的共产主义的美丽理想，最后都变成了“革命吞噬它的儿女”的人间悲剧？

作为中共体制内的一名作家，韦君宜晚年的痛思是难能可贵的。但是，韦君宜仍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2004年，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通过追根溯源，最后得出结论：中共是一个以“假、恶、斗、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为本质特征的邪教。

这才是韦君宜、杨述，以及无数曾追随中共却被中共的血与火无情吞噬的人生悲剧的根源之所在。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2/28/n141906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