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给中华民族带来浩劫大难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

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声称中共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同年的8月，北京的大、中学生，在一些高干子女的带头下，积极响应中共“破四旧”的号召，到处打、砸、抢、烧，上演了一场比纳粹党徒更疯狂、更暴虐、更野蛮的红色恐怖。

疯狂的“红八月”

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人，始于中学生“斗黑帮”。之后，是“斗流氓、斗黑帮”；再之后，是所谓“阶级复仇，斗“黑五类”，最终引发昌平县、大兴县的大屠杀。

所谓“斗黑帮”，就是斗被打倒的人。所有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牛鬼蛇神”等，都叫“黑帮”，都必须批倒批臭。

所谓“斗流氓”，起因于1966年8月初，北京发生流氓用刀刺伤47中红卫兵及砍伤外交人员等事件。之后，北京出现镇压流氓的高潮。

所谓“阶级复仇”，就是“斗黑五类”，即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

1966年的“红八月”里，“斗黑帮”、“斗流氓”、“斗黑五类”，不是依法行事，没有严格的界限，很多都是乱斗一气，斗的极端就是打死人。

“红八月”第一个被打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8月5日。

此后不断有学校领导和教师死于红卫兵之手。其中包括：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八中支部书记华锦，景山中学工友李锦坡，白纸坊中学支部书记张冰洁，北师院附中教师喻瑞芬，人大附中老师杨俊，第十五女子中学支部书记梁光琪等。

8月25日，北京崇文区发生“榄杆市事件”。这一天，榄杆市附近广渠门内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在被红卫兵抄家、殴打过程中，拿起菜刀抵抗，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8月26日至9月1日，是北京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据文革史专家王友琴统计，26日125人，27日228人，28日184人，29日200人，30日224人，31日145人，9月1日282人。

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杀“黑五类”，是北京“红八月”恐怖狂潮的巅峰。

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杀害“黑五类”325人。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22户人家被杀到绝户。现场的惨状，令人毛骨悚然。

哪些中央领导支持“红色恐怖”？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期，依靠的最重要组织是中央文革小组。毛的妻子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1966年8月4日，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此前由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派驻北大的“工作组”成员。

当北大附中的学生彭小蒙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时，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无一人出面阻止。

不仅如此，江青还当众拥抱彭小蒙，称她是“小太阳”，说中央文革小组和“革命小将”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文革中毛所有重大整人行动的支持者。

“红八月”期间，在北京主持杀戮行动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有关“通令”是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梦夫等修订后公布的。

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接见红卫兵时，将李文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拿菜刀自卫，说成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

为了帮红卫兵出气，周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判处死刑，于次日枪决。

此后，周恩来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派军人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

中共公安部长谢富治，是毛发动文革整人最重要的政治打手之一。

1966年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公安人员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谢富治还讲：“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也就算了。”

江青、周恩来、谢富治亲自为打人事件站台，使红卫兵有恃无恐，整个北京市刮起复仇的旋风。

“红八月”杀人的总后台是谁？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第四条讲：“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泽东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这句话出自毛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接下来的一句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整个文革期间，所谓“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都把毛的这段话奉为圭臬。“红八月”的暴烈行动，更是与此直接相关。

一个红二代回忆当时参与打人时的心态时写道：“按照我们的理解，‘文革’就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伟大领袖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的，是为了不让广大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否则的话，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而首先受到反攻倒算的就是我们这些‘红二代’。所以，我们要牢记阶级仇、民族恨，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红色江山。”

“身为革命接班人，我们一个个豪情万丈，发出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造反谁造反’的誓言。”

“因此，我们不以打人为耻，反以为荣，似乎打人越狠，阶级斗争觉悟就越高，无产阶级立场就越坚定。”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时，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

毛问：“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个中学生回答：“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回答：“是。”毛又说：“要武嘛。”此后，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毛的“要武嘛”三个字一出口，“革命小将”立即心领神会。第二天，北京红卫兵就走上街头，开始“武斗”，当天就打死了人。

“革命小将”打死了人，公安机关该不该管？

按常理，当然应该管。但是，毛发动文革从始至终没有按常理出牌过。

8月22日，毛泽东批转公安部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

8月29日，北京已经发生一系列红卫兵打死人事件，《人民日报》竟然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其中写道：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

社论把被红卫兵殴打、屠杀的人冠以“寄生虫”、“吸血虫”、“人民的仇敌”，强调了红卫兵行动的正义性质，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这是为红卫兵的大屠杀火上浇油。

上述《人民日报》社论就是根据毛的旨意写的。

8月31日，正值“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对红卫兵“破四旧”大加赞赏和鼓励。

综上所述，正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的支持、鼓励、放纵，才导致了“红八月”杀人事件的轮番上演。

结语

毛泽东为什么放任红卫兵在“红八月”制造红色恐怖？原因有三：

第一，毛崇尚暴力。毛当政以来一直以杀人制造恐惧感，以杀人立威，让人怕他。

第二，毛发动文革在高层有阻力。毛发动文革要打倒的最重要对象是刘少奇、邓小平，刘、邓却混然不知。毛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刘、邓主持讨论通过的。文革初期，刘、邓以为毛又要发动一场反右派运动。他们仍按照反右派运动的经验领导文革。他们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对大、中学生造反有不少限制，令毛非常反感。

毛要利用青年学生的单纯、狂热、愚忠，为他最终打倒刘、邓杀出一条路来。

第三，毛时刻忧惧自己在北京的安全。他早就想把那些被视为“敌对阶级”的人赶出北京。他放任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杀人，正好帮他做成这件事。据中共官方不完整的统计，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85,196人被赶出北京。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1/30/n1412742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