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力军“制造散布政治谣言”指向成谜
中共持续要求肃清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隐患，习近平亲信、公安部党委书记王小洪主导这项政治运动。公安部层面下令全国清理孙的“流毒”，福建公安厅更要求成立相关的省、市、县三级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把有问题的人挖出来。
中共当局此前对孙力军的通报中，称孙“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制造散布政治谣言”。
不少落马官员有妄议中央这一条，但制造散布政治谣言这条之前未见加诸通报中。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对大纪元表示，妄议中央与制造传播谣言是不同的罪名。前者实际上是针对习近平的政策抱有不同甚至是反对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属于普遍意义上的政见分歧，只是习现在不能接受政策上的异议。后者主要是针对一些对习近平的错误、失策甚至包括其本人、亲信及家族成员的私人生活领域的负面信息进行传播，这类信息真假混杂，但对习近平个人形象的杀伤力很大。
唐靖远认为，像孙力军这一类官员因为职务原因能够接触到中共内部一些机密，而这类信息无论在体制内流传还是被外界知晓，都可能对当局造成损害，所以这一类信息也往往被冠以“政治谣言”的名义加以禁止。“孙力军等人散播这类信息，并不是为了要揭露中共黑幕，而仅仅是作为权斗工具在使用。”
中共通报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涉“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制造散布政治谣言”。图为2020年4月7日，孙力军在武汉市的一次会议上。(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认为，孙力军“制造散布政治谣言”，可能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流传已久的黑料。这个黑料是有证据佐证的。如，腾讯的一个高管被抓，据说就与孙力军案有关，向孙泄露了信息。再比如，上海市政府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被抓，而他本人就是技术刑侦局的，也就是专门搞窃听的那种部门。官方也公布了龚道安和孙力军搞团伙的证据。
另一种，则涉及到孙力军可能还打着习近平的旗号，在外面搞事。这些现在还都是传言，并非看到实质的证据。比如，香港铜锣湾书店绑架案，据说是孙力军打着习的旗号，为了“保卫”习而干的；还有，孙力军据传还对外称去过习近平家里吃饺子，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等等之类。
最后一种可能，是孙力军向海外泄露了一些机密。比如也是一度传得很广的，他向澳洲透露中国疫情内幕等等，如果里面涉及到了具体的高层，官方恼羞成怒，当然不会承认，也许就被官方归为“政治谣言”了。
有关孙力军的仕途推手，不少分析认为他是属于江派上海帮的布局，孙的后台是孟建柱，更大的靠山是江泽民和曾庆红。
曾庆红老家厅官“传播政治谣言”
今年1月26日，原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刘积福被开除中共党籍。官方通报中，“传播政治谣言”罕见地列为其第一条罪状。此外还有指他在职期间滥权妄为，培植个人势力，大搞权钱交易以及“退而不休”等等。
公开资料显示，刘积福仕途起步在江西吉安地区中级法院，历任办公室副主任、副院长等，1987年9月任井冈山市长，两年后晋升为井冈山市委书记。1991年8月，刘积福任吉安地委委员、吉安市（县）委书记，4年后任宜春地委副书记。1998年2月，刘积福任九江市长，2001年12月晋升为九江市委书记。2005年6月后，刘积福先后担任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直至2010年1月卸任。
江西是江泽民集团二号人物曾庆红的老家。曾庆红正是江西吉安人，中共官场长期存在以曾庆红为帮主的江西帮一说。曾长期主政江西的吴官正、孟建柱、苏荣、强卫、鹿心社均被指是曾庆红的亲信，其中苏荣已经落马。
刘积福在曾庆红的老家吉安发迹。吴官正在主政江西期间，刘积福1995年5月被提拔为宜春地委副书记；孟建柱主政江西期间，刘积福2001年12月被提拔为九江市委书记，2005年6月被提拔为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2006年3月出任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对大纪元表示，刘积福只是一个厅级官员，而且退休已经11年，但官方通报显示他依然在江西官场拥有相当的影响力，这在中共“人走茶凉”的官场中很不寻常，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刘积福隶属某个派系成员，所以其退而不休的影响力实际上源自其派系势力。
唐靖远说，从这个角度看，刘积福在曾庆红大本营能够做到这一点，显然与曾庆红势力有关。他传的所谓政治谣言，极有可能都是针对习近平的不利信息。在他的罪名中，传播谣言被列在第一条，显示相关信息可能杀伤力还不小。
从禁止“妄议中央”到打击“政治谣言”
中共十八大后，许多官员在被开除党籍时，通报中都有“妄议中央”罪名。而在中共十九大习近平号称“定于一尊”及修宪废除连任限制后，不但禁止“妄议中央”，还正式抛出“政治谣言”相关罪名。
早在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指：“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
这就是后来流传甚广的所谓“七个有之”，里面已有“妄议中央”和“制造谣言”的内容。
官方2019年出版的所谓《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首次披露习在2015年1月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一段讲话，其中也提到了“妄议中央”和“散布谣言”问题：“有的人发展到目空一切的地步，对中央工作部署搞软抵制，甚至冲着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放厥词，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恶毒谣言，压制、打击同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谁挡他的道就要把谁搬开。”
中共十八大后，被官方通报涉“妄议中央”的高官，已知有原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原天津市长黄兴国、原全国政协常委孙怀山、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原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原重庆公安局长邓恢林等。
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原南宁市委书记余远辉、原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赵少麟也有类似于“妄议中央”的言论。不过官方通报三人问题时，并未采用“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表述。
2019年3月28日，中共曾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这是中共帮规的一部分，里面规定：“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矛头所指的，是权力中枢，中南海、国务院和国家机关。
2019年官方披露习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习再度强调要警惕“七个有之”问题。他提到，“对政治上的这种隐患不能采取鸵鸟政策，王顾左右而言他，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消除隐患后患。”
大陆南都网报导，多名落马高官属于存在“七个有之”问题的典型，被点名批评的，如孙政才、吕锡文、李士祥等。其中，孙政才被指“七个有之样样皆占”。
以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划线，十九大前虽有中共内部对于政治谣言相关的现象批评，但没有成为落马官员的通报罪名，十九大后则开始将之具体作为党官的定性罪名之一。
如2018年8月落马的重庆市渝北区委常委、区经信委党委书记吴德华，被通报与中央离心离德，购买、私存反动杂志，传播政治谣言。官媒报导，吴德华曾向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两名情妇输送利益，看反动杂志是为了刺探孙政才案消息。
2019年1月11日上午，中共云南省纪委监委通报红河州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和建案，指其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搞利益交换等。
此外，中共十九大后，涉谣的还有前面提到的孙力军和刘积福。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从性质上说，“妄议中央”针对的是习近平已经部署或做出来的事情不满或不赞同，而“制造传播谣言”大都属于针对习近平计划要做但还没有成型的举措，所以这两个罪名出台的时期的不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习近平固权措施中的侧重点，在不同时期的差异。
唐靖远说，对习近平来讲，二十大谋求连任是背水一战，不容有任何闪失，一旦连任失败他可能身家性命都不保，所以他强调要消除隐患后患，都是在强调一个核心意思，就是在对可能影响他连任的政治基础造成任何威胁的言论，都必须防微杜渐在萌芽状态就根除。习已经把自己和党深度捆绑，也在极力想达成党就是习、习就是党的绝对一元化权力地位。一旦达成了这个目标，他自然就终身执政，就像毛邓一样。
李林一则表示：最早出现“妄议中央”说法的时候，其含义是模糊的，包括对中央高层贪腐等流言蜚语的议论、传播。从“妄议中央”字面上来说，无论当局怎么解读，其字面意思仍局限在：国人看到政治传言后作出评论，即所谓的“妄议”。而“制造散布政治谣言”，字面意思更为清晰，包括中国人看到传言后连传播都不允许。
“所以这两个说法的出台，给我的感觉是中共当局试图把这种打压变得更加清晰、直观。”李林一说。
中共二十大前主打“官谣”？
2022年秋季预料将举行中共二十大，高层换届中，以习近平是否能破例连任最受关注，迹象显示，中共党内为此气氛紧张。
“汉和防务评论”创办人、海外军事评论人士平可夫曾在2021年2月25日YouTube频道节目中说，“北京现在的政治气氛是非常诡异的。我获得的情报显示，在北京中央一级的官员下发了文件，不能讨论二十大的问题，就是不要妄议二十大。封口封到了内府外府、中央委员、部级干部。”
平可夫表示，在二十大召开前后就是要讨论问题的，现在却禁止谈论二十大，“你可以想像权力斗争之诡异”。
2021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他连提13次“斗争”，并强调中共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一点也不比过去少。
今年1月1日，进入2022年的第一天，《求是》杂志发表习在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习特别谈到：“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该开刀就开刀”。
今年1月11日，进入2022年后的第一次中共最高规格的会议——省部级高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习在开班式上警告说，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决不饶恕。
其实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官方当时也曾大力清理谣言。当年的中共媒体报导说，当局自3月中旬以来已清理“网路谣言”21万多条，关闭网站42家，加强了对网际网路的管理。
中共外宣官员刘正荣当时对媒体说，最近有人在网上传播所谓“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薄熙来被免去重庆职务后，在2012年3月底，当局以散布北京反常军事调动谣言的罪名关闭了许多网站，并逮捕6名网路散布谣言者。
唐靖远表示，与中共十八大前类似，中共十八大后打击的政治谣言大部分还是主要来自民间，实际上是借此对民众封口，收紧对着自己不利的言论。而中共十九大之后打击的政治谣言开始转向“官谣”，实际上就是开始对官场封口，甚至对手握重权的决策层官员封口。对民众封口，主要是出于愚民洗脑的需要，而对官员封口，则主要是权力斗争的需要，防止拉帮结伙、立山头搞小圈子。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则认为，在中共治下，包括之前几届高层换届出现的政治谣言，应该大多数都来自党内。普通民众很难编出像样的“谣言”。有些“政治谣言”，细节丰富，姓名等一应俱全，普通民众如何编得出？
李林一表示，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共内斗非常剧烈，那时“谣言”也特别多，“现在习大权在握，关注这些的人数比那时还是少得多。现在民间的效应不如当时。”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政治谣言的“新时代”？
中共政治黑箱操作之下，很多政治谣言，真假难辨。有些“谣言”事后被证实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中共十八大前，2012年初，网路上传出薄熙来打了王立军一耳光，王立军进入成都美国领事馆的“政治谣言”。两天后，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消息称，王立军正在进行“休假式治疗”。《人民日报》却发表社论要民众“不为杂音噪音所扰不为传闻谣言所惑”。这个政治谣言后证实是事实。
唐靖远表示，中共自己一直制造大量的政治谎言，其目的要么是针对大众进行欺骗和洗脑，要么就是针对国际社会进行欺骗甚至是有目的地发动信息战。而党内出于权斗需要而有意识的放料，往往都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和事实基础。这是为了针对性定点打击政敌。针对对象的不同，以及释放信息的用途的不同，往往就是谣言和遥遥领先的预言的差别。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出炉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将中共党史三分断代，习近平独领所谓“新时代”起首。但旅澳学者袁红冰曾向大纪元指出，习近平在这个决议中无法否定邓小平的权贵操控的市场经济路线，也无法达成公开批判江泽民的乱党乱政问题，中共二十大前权力斗争将更激烈。
近期在网路不时出现涉及针对习近平或习的亲信的传言。
去年底，有关习近平亲信、中宣部副部长慎海雄娶美女明星佟丽娅的“丑闻”被炒得沸沸扬扬。之后北京海淀公安宣布已逮捕三名捏造、散布不实讯息的嫌犯，不过却完全没提到相关案情。
习的另一亲信栗战书缺席会议也引发传言四起，至今缺席原因不明。
另一方面，太子党刘亚洲上将传出因反习被抓，外界未知实情。
今年刚开始，海内外开始流传名为“客观评价习近平”的四万字长文，还带动了新一波政治传言。不少评论家认为作者是“反习不反共”，并且或涉江派背景。
唐靖远分析认为，在任何一个极权体制中，因为贯穿黑箱操作，都是政治谣言滋生的绝佳土壤，而且谣言的杀伤力往往与极权的程度成正比，越极权，谣言的杀伤力越大。习近平对政治谣言的越来越强烈的戒备，实际上反映了他的危险处境与并不牢固的权力基础。他想在二十大达成连任甚至终身执政，这等于是颠覆此前既有的权力格局，重塑一个新秩序，新旧更替的大变动之际，政治谣言将会源源不绝，但其后效应有待观察。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2/10/n1356825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