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六四33周年之际，曾为赵紫阳秘书的鲍彤撰文透露1989年民运期间，中共高层关于“六四”镇压学生的一些内幕，以及他对于“六四”事件的一些深入思考。

年近90高龄的鲍彤先生近日撰写题为“写于‘六四’事件三十三周年：由李鹏泄密引起的思考”的文章，分四次刊登在自由亚洲网站上。通过分析《李鹏“六四”日记》有关内容，鲍彤提出他认为极其重要的问题。

李鹏日记泄密 邓小平镇压是忧虑什么？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鲍彤说，赵紫阳明确表示，允许学生悼念，李鹏答应得很好，然后赵去朝鲜访问。

然而，鲍彤说，李鹏摸清了邓小平要求镇压学运的底牌。4月26日，《人民日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声讨学生动乱的社论。4月27日，全国的学生和民众被激怒了，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抗议游行。

赵紫阳4月30日回京后认为，这篇社论发出了错误声音，伤害了爱国学生，要求纠错。他天天要求见邓小平谈学潮，直到5月13日，邓回应都同意他的观点，但5月17日才真正向赵摊牌，当时常委会成了对赵的批斗会。

鲍彤问，当时真正压在邓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问题，是学生问题吗？请看李鹏日记5月21日载：李鹏急于请求邓的，是快快开会“解决赵紫阳问题”。

当时，鲍彤说，邓的秘书明确答复李鹏：必须等解放军进城后，开会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开会，靠得住吗！由此可证：不是“解决学生问题”，而是“解决赵紫阳问题”，才是邓李心中性命交关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李鹏日记5月28日载，邓的牌友，非常熟悉邓内心活动的丁关根，亲口告诉李鹏：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邓提出要搞掉赵紫阳了；当时邓对李的答复是，时机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邓才下了决心。

鲍彤认为，“我们有充分理由进而探讨一个全新的问题：邓小平高呼‘动乱’的动机，到底是想制止学生上街，还是意在激怒学生，唯恐学生不上街？”

鲍彤在“六四”事件前几天就被秘密关押，之后又坐牢数年。

回答两个实质性问题

在文章最后，鲍彤说，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有责任回答：

第一：“学生群起而表达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错误’？我负责任的回答是：绝对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题，都有权表达各自的观点。

“他们的这种权利应当受到国家、政府以及军警的保护，而不应受到压制和摧残。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决不因‘成败’而改变。”

鲍彤说：“1989年‘六四’的学运民运，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值得国人骄傲的壮举。力量对比是力量对比。成败是成败。善恶是善恶。因打赢而得势的邪恶毕竟是邪恶，被屠杀的正义则永远是正义。”

第二：“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能不能避免屠杀，减少损失？这个问题问得很妙。似乎，只要赵紫阳屈服，天安门屠杀由邓小平屠杀改换为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下令屠杀，就能改写历史，纾解人民的痛苦，减少改革的损失。其实，一进入力量对比的领域，赵紫阳就输定了。”

六四恶果：公权无限 民权失去 中共走向世界

鲍彤还指出：在毛泽东发动文革后，邓小平拍板的“六四”屠城给中国之后的33年留下了恶果。

鲍彤认为，“六四”屠城明目张胆开辟了公权绝对不受制约和民权彻底失去保障的新时代。用邓的原话，叫做“毛在，毛说了算；毛死，我说了算；将来，你（江泽民）说了算！”这个体制就这样明火执仗确立了。

“六四”屠城也因此构筑了共产权贵金字塔的数不清的层层阶梯。鲍彤说，从正国级到城管和辅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种户口”精心治理的罪民，从而在一切中国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顺党者昌，逆党者亡”的必然基因。

鲍彤表示，毛泽东的理想，无非是把国家变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营，而“六四”屠杀则创造了个个自觉自律向党看齐的产业大军和作战大军。中共的镰刀崛起。中国的韭菜也源源不断滋长繁殖起来了。

鲍彤的结束语：这一切都不是梦，是津津有味的现实，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们招手。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6/6/n137536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