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着香港殖民地的历史，于七、八十年代在香港盛极一时。香港落入中共之手后，“东方之珠”昔日的自由光芒日趋暗淡。

“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的才华和事业在中国大陆遭受扼杀，而在香港却获得发展昵？为什么近代中国的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或是产生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或是产生在殖民地的香港呢？为什么曾经被慈禧太后称为‘不毛之地’的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东方之珠’呢？”这是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在其自传《中共历史的见证》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也是很多在香港住过的中国人都思索过的一个问题。

司马璐18岁时加入中共，19岁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馆长，20岁担任《新华日报》延安办事处主任，后脱离中共，对中共历史深有研究，被称为中共党史专家。

1949 年 12 月 24 日晚，司马璐为逃避中共的迫害，从上海到了香港。当时中国大陆正是大战之后，田园荒芜，经济凋蔽，人心惶惶，前途迷茫。香港已开始战后的复兴，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我初到香港时，见到书店报摊摆着左中右各式各样的读物，对于一个有理想、酷爱知识的青年来说，真有从地狱走进天堂的感觉。”司马璐说。

这之后，司马璐在香港生活了整整三十多年，对香港有着丰富的阅历和深刻的观察。他认为，英国人统治香港，留下了两样最宝贵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自由。在他看来，英治时代的香港是中国人享有自由最多的地方，堪称“自由圣地”。港英当局对于中国的政治流亡者不分左右，一视同仁。无论是左的、右的、中间的人，都可以把香港作为“避风塘”，作为自由的讲坛。政治上的反对派，学术上的精英，技术上的专才，工商经营的好手，都可以在香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正因为如此，中共建政后，许多不堪忍受其暴政的大陆人纷纷逃往香港。据司马璐介绍，满清当年割让香港给英国人前，香港地盘上的居民只有二百多人，为海盗张保仔所盘据。香港以后人口的变动，都与中国政局的动荡有直接的关系。1842 年英国初占香港，人口上升到 5600 多人。1854 年，太平天国迫近广州，香港人口骤增至英人初占时的 10 倍。抗日战争开始后，香港人口增至160 万。日占香港时期，港人大批内逃，香港人口减至 50 万，战后国共内战再起，中共政权建立，香港人口为 230 万。其后经过中共的“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1962 年的大逃亡、文化大革命，香港人口直线上升。中共宣传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的人口己达五百多万。1989 年“六四”以后，香港人口冲过 600 万。到二十一世纪初，香港的人口增至 700 万以上。因此可以说，将近两倍的香港人是在中共建政后从大陆逃亡或者移民香港的。

谈及香港的自由，身受其惠的司马璐颇多感慨。他说：“香港是我一生中初尝‘自由’禁果的地方。在中国大陆，我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在香港我也写文章批评港英当局，但是从没有惹过一天牢狱之灾。”

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朋友赠送司马璐《香港组曲》唱片，这是大陆音乐家符任之作曲，古振辉作词。司马璐说：“这乐曲其中的一段，很像当年流行的《延安颂》。《延安颂》歌颂的是‘革命圣地’，《香港组曲》则把香港歌颂为‘自由圣地’，所以我称这个组曲为‘香港颂’。

‘啊，香港！
你这繁荣的市场，
你这富裕的金仓，
你这美丽的海港，
你这自由的乡邦！
啊，香港！
哪里去找，
你这自由之港！
自由之港！’

 《香港组曲》中一再重复的是，代表香港精神最主要的元素是‘自由’。《香港组曲》最后几句是：

‘香港人自由意志强，
创业的豪情壮，
使这个小小海岛，
充满着热核的能量！’”

 然而，香港落入中共之手后，“东方之珠”昔日的自由光芒日趋暗淡，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更是成了大陆的一个省，再无任何自由可言。而没有了自由，香港就像没有了灵魂，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司马璐如果地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9/8/n1381997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