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人人所向往的，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及中东以哈战争接踵而来的当下，和平更在今日显得相当珍贵，尤其是台海地区被诸多学者认为是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可能地点之一， 因此有许多政治人物提出想与中共签属两岸和平协议以避免争端，共同互利，而两岸又同文同种，本应是“两岸一家亲”……这类说辞。

其实就以当前局势来看，台海不和平因素完全操之在中共单方面。这几十年来全都是中共主动发起侵略性的军事演习破坏和平，想以武逼统，就中共的本质而言也无所谓的和平概念，共党所谓的和平、谈判正是伪装的战争手段之一。

过去在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与总理尼赫鲁一同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后续的联合国日内瓦会议以及党魁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都再度提及所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几年后便爆发了中印边界战争。

同样的中共在1954年4至7月的联合国日内瓦会议中达成了划分南北越的协议的期间，周恩来在大会上致词同样大唱和平的论调，但回国后中共就大量支援北越军事物资，派兵训练北越军队，最后发动并吞南越的战争。

因此过去统治台湾数十年的两蒋总统任内也一直奉行所谓“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故前总统蒋介石曾说道“与共匪谈判和平，实等于与虎谋皮”。然而时自今日有许多人不了解其历史背景，认为这仅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其实那是不明白中共邪恶本质以及过去国共谈判失败的历史，因此本文就略述过去国共历史上的九次和谈的历史，用以鉴往知来：

国共于1949年前的和谈历史：

第一次国共和谈：（时间大略为1923年1月16日至1月底）

1921年中共于上海成立不久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至桂林拜访孙中山先生要求合作遭拒绝，不久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至上海。1923年1月中马林、越飞、陈独秀…等人再次至上海与孙中山会面和谈，当时俄共已在中国成立支部已有许多青年加入党组织。在这次会谈孙中山准许中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认为这样必能使一群误信共产思想的年轻人能导回正轨以完成国民革命，并发表宣言说道：中共组织、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对于革命事业发生危机的情势当下，这是孙中山的权宜之计，他的意愿是反共的。

然而一年多后中共分子已多在国民党党务、军政机关任职。中共于孙中山在世时仍不敢有大动作，直到孙中山离世后中共便开始阻止中国的北伐统一，以及在党内从事分化运动。1926年中共发动中山舰事件准备劫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至俄国但失败。1927年国民政府随北伐军迁至武汉，中共趁机拉拢国民党内亲共人士发起运动：在中央争权，在地方则进行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及富农抢夺财富并且征兵，强化自身实力，最后让国民政府一分为二(史称宁汉分裂)，而蒋介石也因此发起清党运动，与中共彻底走向决裂。

会谈结果：孙中山谨守承诺让中共加入国民党，但中共彻底背弃承诺将共产组织全面引用于中国，日后更彻底造成国民政府分裂，加剧中国的内忧与外患。

第二次国共和谈：（时间大略为1939年6-7月期间）

在抗日战争前，中共在国军的连续追剿下已接近瓦解，于是多次要求和谈以求生存，这时共产国际与纳粹德国交恶，也不愿同时与德日两面作战，因此要求中共接连发出《八一宣言》以及《致中国国民党书》以胁迫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时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动摇，准备与中共合作。到了七七事变爆发时，毛泽东、朱德联合致电蒋委员长表示愿将红军改编国军作战序列共同抗日，国民政府接受共军之投诚，将红军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纳编为阎锡山的管辖。

此时毛泽东给予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战略指导，因此八路军进入山西后便不听指挥，到处袭击国军部队及地方游击队将其收编壮大自己实力，同时又建立边区政府与中央抗衡。

这时八路军底下的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也在全国各地策应日军袭击国军，对此1939年6月10日蒋介石召见周恩来与叶剑英作六点指示，要求中共信守诺言。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对此置若罔闻，仍命十八集团军继续在山东、察哈尔…等地区袭击国军，造成国军师长张诚德及游击司令孙仲文殉职。

1939年7月统帅部为解决争端，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周恩来、叶剑英进行会谈，将中共建立的边区隶属行政院管辖，并重新划定国共责任战区。由阎锡山为二战区司令长官、朱德为副司令，并同意中共扩军，中共承诺不再与国军冲突，但是会谈后共军仍然继续攻打山东鲁村及江苏一带地区。

会谈结果：国军谨守承诺，给予共军许多实质上的利益，但共军持续攻击国军，所有承诺无一兑现。(未完待续)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6/2/n1426246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