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次国共和谈：(时间大略为1945年1月至2月期间)

《双十协定》后中共仍持续扩大在全国各地的叛乱，同时鼓动利用民盟及学生发起学潮，要求反内战、反独裁、争取民主。

这时作为中国最主要的盟邦美国决定调处国共之争，当时美国政界普遍受共党宣传的影响认为共党仅是一个改革派政党，1944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上将担任特使至中国调解国共争端。

于是在1945年1至2月期间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与马歇尔连续举行六次会议，最后签署停战协议，发布至国共双方军队各级指挥官，之后又再度进行政治协商及军事小组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队改组…等六项协议方案。

至此大部分的人们认为战后国共冲突就可避免，马歇尔也感觉自己使命已达，准备于三月返回美国述职，临行前马歇尔又受到毛泽东的邀请访问延安，并对其承诺愿贯彻与国府签署的各项协议。

就在马歇尔返回美国后毛泽东立即命林彪率三十万共军进入东北接受苏俄的军事训练及武装，同时破坏国军队东北的接收。这时周恩来也立即推翻与马歇尔、张群签署的一切协议，在东北的共军对国军发动全面的攻势， 1945年4月马歇尔将军再次回到中国时情势已极度恶化，中共持续于东北全面发动攻势，对承诺的协议一概推翻。但此时的共军遇上战功卓著孙立人将军率领新一军的迎头痛击，其主力在孙立人的连续攻势下已丧失大部分战力，部队准备向北退至佳木斯，战败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此时有了转机，马歇尔将军以美援
作为要胁，要求国军立即停战与共军谈判，国民政府只得于6月6日再度下令停战，孙立人将军遭解除兵权，国军士气因此遭到重大挫折，共军反而得到喘息机会。

不久后整补完的共军再度发起攻势，并且在舆论上发起反美运动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但马歇尔认为只要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收手，就可恢复和谈，1945年7月马歇尔致电杜鲁门总统要求断绝一切对华援助，战局逐渐对国军不利，就这样到了1947年1月马歇尔返美发表条停失败之声明：将责任归咎于国共双方不愿妥协之份子，但对国府责难较多，而他在华建立的调处行动小组也宣告解散，第八次国共和谈也因此结束。

结果：谈判破裂，国共双方仍冲突不断，中共成功发起反美运动。又成功让马歇尔特使偏袒中共断绝美援，种下日后中共成功夺取政权的祸根。

第九次国共和谈（北平和谈）：(时间大略为1949年4月1日至20日)

1947年春季共军将领林彪在东北地区连续发动七次攻势，国军情势告急。为了强化自己实力，先后于1947年5月20日及隔年的12月与苏俄签订了《哈尔滨协定》与《哈尔滨协定》，以中国东北的采矿权、粮食以及交通、驻军…等国家利益换取其军事物资的资源，就这样中共获得了价值34亿美元的武器并装备了11个现代化的师，而国军则失去了美军的外援，战局逐渐对共军有利，1948年时共军已控置了东北及大部分的华北、华中地区。

依战略情势而论若当时国民政府能上下一心抵抗中共，凭着上百万的军队以及南方的资源局势尚能挽救，但是国民党内许多人士对中共仍尚存幻想，副总统李宗仁于1948年8月对外宣称希望恢复与中共的和谈，12月华中剿匪司令白崇禧致电本部要求停战让美苏二国联合调停，国民党内大老程潜、李济深、黄绍竑…等人更进一步要求蒋介石辞职，藉以增加对中共谈判之筹码。而此时在战场上中共也于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平津会战取得了关键的胜利，国民政府只剩长江以南地区，局势逐渐难以挽回。

公元1949年1月16日蒋介石召集各党代表及相关人士商讨对策，国府委员邵子力要求对中共无条件投降，也有50多位立法委员要求和谈，于是行政院决议派人与中共谈判，21日总统蒋介石辞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进一步着手与中共谈判。下野前蒋介石公开发表文告说道：和谈的原则是维持中华民国的法统与国体不变，并保有军队。然而随后毛泽东却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惩治战犯、废止宪法、改编国军、没收官僚财产…等八项极为严苛的条件上进行和谈，否定蒋介石的原则。

然而总统李宗仁却于1月23日派出以邵子力为首的代表至上海与中共代表接触，期间中共摆出极高姿态，要求国民政府逮捕43名“战犯”又拒绝接见国民政府代表。在多次交涉后终于同意于4月1日开始在北平进行谈判。

国民政府谈判的底线是双方“划江而治”，但是中共坚持以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并且威胁不论国民政府是否接受，共军都要越过长江占领国民政府的领地并限时12日内回复。4月13日国共双方代表第一次会议开始，周恩来再增加8条24款更严苛的要求限定于5日内接受，并表示即使接受投降条约，共军仍会渡江南下。

由于中共的要求过于严苛等同无条件投降，遭行政院长孙科为首的党内大老反对，总统李宗仁感于压力过大因而致电蒋介石请求复出，4月20日国民党中央发出通告指责中共之和平条款歪曲事实超出和议原则，国共第九次谈判也因此宣告破裂，而国府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等人投向中共。

结果：谈判破裂，五十万共军渡过长江，最后夺取政权造成日后数亿人死亡的悲剧。

中共对和平与谈判的根本含意

总和过去与中共谈判的历史发现，中共在与实力较强的对手谈判时都会不断钻空隙，找出自己的有利点若对手相等或较弱时都会放出极高姿态，提出几乎不可接受的条件，但共同点都是绝不会信守承诺并占尽对手一切好处，国共谈判的历史也正是中共渗透国民党并夺取政权的血泪史。另一方面要了解中共的和谈策略就必须了解中共对和平与谈判这两个概念的根本含意，简单而言：

中共字典中的和平绝非一般人心中那种与战争对立的和平状态，而是其统战策略的一种；而谈判也绝非解决彼此问题的手段，而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或者是利用谈判使敌人发生错误以利于他全盘的斗争，所以和平与谈判中共都是用来消灭对方的手段。

俄共领导人列宁在《战争与和平》文章中谈到：和平是集结实力的手段……和平是为了另一个战争的喘息。又在《我们的革命》文章中提及：和平是在力不胜敌的时候需要争取喘息的时间，那怕是一分钟的时间，争取时间聚集力量，准备下一次的斗争。而他的继任者史达林更曾说道：和平是手段，解放的革命战争才是最后目的。

关于中共所谓的谈判，蒋公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有几段独到的见解：

一般人认为和平谈判是从战争转入和平的途径。凡是苏俄或中共要求“和平谈判”的时候，自由世界的人们，立刻认定他是不再作侵略战争，而愿意和平了。其实共党的“和平谈判”不是和平的途径，而是战争的一种方式。所以他的和谈，不是为了达到和平的结果，而是为了达到作战的目的。

“喘息战术”是俄共惯用的一种方法，他为了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不只与敌人和平谈判，并可与敌人签订一个停战协定，甚至签订一个和平条约。

共党这个战术并不是单纯的防御。共党利用和谈与停战，来整补他的部队，准备下一次攻击，或是为了发动政治宣传攻势，分化敌人的同盟者，打击敌人士气，瓦解敌人内部的团结。这都是他和谈与停战的积极作用。

由此可知共党的和平等同战争，谈判也绝非解决彼此问题，而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或者是利用谈判使敌人发生错误，以利于他全盘的斗争。所以若我们将中共所说的和平当作战争的结束，或把中共说的谈判当作解决问题的讨论方法都是走入了中共所预设的陷阱，这是最愚蠢而不可原谅的事。

也就是如此所以当1979年1月1日中共成功与美国建交后随即对中华民国展开所谓的和平攻势，对内外都鼓吹要与中华民国进行和谈、对话，企图瓦解全球反共人士的团结时，当年行政院长孙运璿先生就随即于1979年1月12日发表《对共匪最近各种统战活动的严正声明》强调：

相信共产党谎言的人，都只落得悲惨的下场，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为自由而奋战的斗士，明天我们就会沦为飘流海上的难民！

总统蒋经国也如此说道：我们政府与中国国民党的一贯政策，是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共匪斗争到底，共匪为中国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敌人，因此国共之间，永远不会妥协，自亦永无和谈之可能。

时至今日全球面临反共大潮的当下，展望过去九次国共谈判的历史教训，时至今日仍对中共心存幻想者，岂能不以过去惨痛的历史作为借鉴呢？

参考资料◎

《经验与教训 : 为何绝对不能与共匪谈判 》
新思潮出版社编  1979年1月 初版◎《中共祸国史实年表(一)》
中国大陆研究出版社编印 1975年初版◎
《中国近代史》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编印 黎明2000年3月 再版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6/2/n1426246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