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中，一批民族资本家被打成大右派。其中，上海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董事长兼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成为全国工商联的十大右派之一。

民族资本家

李康年，又名李良康，1898年出生在浙江省鄞县的一个文人家庭，他的父亲李国盘是清末的贡生，当过报馆的主编，学堂的监学与教员。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李康生从小就打下较好的古文和书法基础。

李康年14岁高小毕业，17岁至24 岁在家乡宁波习商，先当学徒，后在各商号历任文书、会计主任、秘书、经理等。27岁到上海，在爱国实业家方液仙独资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工作，历任文书、总务科长兼济兴银行经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热血青年李康年写下座右铭：“忍令上国衣冠沦为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表达矢志抗日的决心。

1932年，为抵制日货，李康年与九家国货厂联系，组成“九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于“九一八”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开业。

之后，他起草了一份筹设“中国国货公司”的计划书，得到方液仙等知名实业家支持，筹得10万元资金，并租到南京东路353号的门面，取店名为“上海中国国货公司”，1933年2月开业。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实际事务主要由副经理李康年打理。

据李康年自述，“参加国货公司的商家最初是九家，很快增加到30多家，半年后达500多家，一年后增加到2000多家”。

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后，方液仙拒绝出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于1940年被暗杀。之后，李康年成为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负责人。

李康年还分别于1938年、1940年、1941年创办了三家很有影响力的公司：萃众毛巾厂、中国钟厂、鸿兴袜厂。因经营有方，三家公司的主打产品——“钟牌414毛巾”“三五牌闹钟”“狗头牌袜子”，都是当时的名牌产品。

1949年中共建政后，李康年拥护中共，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统战对象。

他先后担任上海市、黄埔区两级政协委员和工商联执委等。1952 年加入民主建国会，后成为民建上海市委委员。1954 、1956 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第二届市、区两级人大代表。

李康年的建议书

1956年，中共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决定对公私合营企业里的私人工商业股本采取赎买政策。

同年，中共清产核资后确认的私人工商业股本是22亿元。中共提出，政府将以一年5%的定息赎买公私合营企业里的私人股本，发放定息的年限从1956年起七年不变。如七年后私营工商业者生活上还有困难，可延续一段时间。

中共将拿定息的人认定为“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企业，重大问题都是党员干部说了算，私营企业主是受歧视的。

1957年1月8日，在上海市第二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康年提交一份题为《关于定息的建议书》的议案。其中谈到，既然政府提出以一年5%的定息赎买，从1956年算起，七年不可能赎买22亿元的私人资本，赎买期应该是20年。他还建议将“定息”改为“赎买存单”。

李康年的具体建议是：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人民币22亿元（减除1956年、1957年两年的定息，这两年的定息已发放），于1958年1月开始发行，分18年兑现，每一季度兑现2750万元，每年11 000万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兑讫；在完成对资本家的“赎买”后，全部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即变为公家职位。

李康年认为，在公私合营企业内，拿定息的人已不是资本家，希望政府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身份。

李康年的建议文件，先是在上海市人大会上、民建上海市委内部、上海工商联内部讨论，后被发表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征求公众意见；再后来，被上海民建市委提交给民建中央，增印四次，分发给17省市做专题讨论。

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赎买20年建议”，供全社会讨论。

结果是什么呢？用李康年自己的话说，“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

时任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认为，李氏的主张是“是消极性的表现，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李的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

6月6日，李康年在《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四千字的长文《李康年重申赎买二十年的主张》，对千家驹的观点进行反驳。

他说：“我今年60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80岁吗？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

他还认为，千家驹把财产赎买与对资本家的改造等同起来，是混淆了政策；“赎买应从定息起付之日算起”，而不应该像千家驹所说的从1949年算起。

他还特别谈到他的建议的依据，是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李康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没有任何极端言辞。

被打成大右派

李康年的建议发表后，虽然反对的人不少，但是，许多中小工商业者赞成他的意见，认为他的建议实事求是，是“真正代表了工商界的利益”。

从实际情况看，李康年提出的问题有相当的普遍性。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私营工商业多达几万家，8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此外，大多数工厂或商店资金微薄，股东多至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人的公司比比皆是。

如李康年所在的中国钟厂，1954年公私合营时，资本总数36万元，股东总数754户，平均每户资本仅477元。李康年应是第一大股东，资本也仅2万元。中小股东为数众多，所持股票常分散多处，定息数额有限且领取手续繁琐，这是李康年要求银行统一支付赎买存单的理由之一。

但是，到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反右运动正式开启。

李康年的主述言论，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言论。

1957年5月，当赞成和反对李康年观点的双方激烈辩论时，毛泽东跟他的秘书林克私下评论说，“工商界最先神气……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争名夺利的本质也有所暴露，像定息二十年，自1956年算起是一种典型”。

在毛泽东看来，他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为了从政治上消灭资产阶级，从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毛提出了对私营企业的“赎买”，还表示要“赎买到底”，“付定息”等，不是按价值规律办事，而是消灭、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手段。

李康年却是用工商业者的经济头脑想问题。其建议的核心是提出了赎买年期和赎金总额的概念，将中共的和平赎买政策，还原为一项名符其实的经济行为；定息被正名为赎金；支付遵照商业交易和成本计算的经济规则，通过分期还本的形式进行。

他希望中共按照契约原则处理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解脱由定息蕴涵的阶级关系（拿定息就是资产阶级，就在政治上受歧视）的束缚，获得平等的公民身份。

李康年的想法与毛泽东的想法，可谓南辕北辙。

李康年被打成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十大右派之一。他从公私合营萃众毛巾厂的总经理降成总务科长，工资从400多元跌至80多元。再后来，他的全部职务被取消，可能由于年龄或健康原因，他被允许留在上海的工厂“劳动改造”。

到1958年，上海工商界包括李康年和他的外甥林炳炜在内，共打了2704个右派。

李康年的二子是外交部的医生，四子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他是宁波人，普通话讲得不好，只好由二子、四子替他在会上读材料。他的二子、四子也因此被打成“右派”。最小的儿子被扣上“组织反革命”的罪名，被劳改。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李康年家里经济来源靠他的长子。他的长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科，1949年前就到美国做了医生，经常经香港，通过中国钟厂老板的路子寄钱到上海。

1964年，李康年因中风在上海去世。

结语

毛泽东曾经向工商界人士承诺，中共对私人企业的赎买是真正的赎买，不是欺骗，“要赎买就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事实上，中共的做法就是半赎买，半没收。

1950年代曾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曾间接承认，中共搞的公私合营，是对广大工商业者经济剥夺。他指出，“实行5%的定息后，原企业主的收入大大减少”，其次，定息从1956年到1966年，“一共领了十年，仅为原股份的50%”。这个数字与李康年建议书的计算几乎完全重合。

也就是说，李康年的建议书，不过是向中共讲了真话而已。但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共，把李康年的建议，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猖狂进攻。对于李康年这样的民族资本家，必须政治上打倒，经济上搞垮。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7/23/n142969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