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49年篡政后，一直采取的是对苏联的“一边倒”的政策。在斯大林至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维持了一段蜜月期。当时，中共号召全国人民全面向苏联学习。 在违背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基本上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文化体制、意识形态体制等。由于中共和苏共一脉相承，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端，如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农业轻重比例失调、严重的个人迷信以及大量的冤假错案等无一例外的在中国重演。

1953年斯大林凄惨死去后，赫鲁晓夫上台。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此次访华，赫鲁晓夫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共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协定；为中国提供五亿两千万（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七个文件。

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共两个“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这个农场；二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八十三件机床和农业机器无偿赠给中国。此后，苏联还在国防技术，包括核技术方面给予了中共支援。

赫鲁晓夫的主动示好使毛和中共在对苏交往中挺起了腰板。毛对此深表感谢。他在1956年与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还曾经称赞“赫鲁晓夫是个好人”。从1954年一直到1958年，应该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

1958年后，中苏关系因为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轰金门、苏联秘密清算斯大林等问题开始出现裂痕。具体原因仍然是毛不愿再受制于苏共。

1959年的中美戴维营会议，使中苏关系逐步恶化。苏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了中苏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再向中共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一年以后，苏联又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更为极端的措施。

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所谓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从1958年到1960年春天，是中苏关系明显出现裂痕的时期。1960年以后，中苏分歧逐渐开始公开化。1960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第四次理事会议上，中方在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工会代表团，以及西方国家和其它非东欧国家的工会代表团之间散发了中苏两党争论的材料，苏联代表团离席，表示抗议。不久，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赫鲁晓夫突然对中共进行攻击，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

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的这段语录被绝对化，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观点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见，也会被视为异端，遭到岐视、批判和打击，甚至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折磨。

不过，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曾一度想修复关系，并派出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但是什么原因没有成功呢？

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改由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仍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也是在这一天，中共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

对于苏联政局的改变，毛和中共决定与苏联重修旧好，周恩来指示中联部等各有关方面，第一时间对于苏联领导人的更换表示欢迎。此外，在苏联庆祝“十月节”47周年之际，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高级别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新领导人直接会谈，希望改变和重建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成员中还包括副团长贺龙，团员康生、刘晓、伍修权、乔冠华、潘自立，顾问姚震，中方翻译4人等。

中共代表团遭冷待

中共代表团于11月5日抵达莫斯科。根据伍修权回忆录，欢迎人群中的几个熟识者竟都表现的十分拘谨严肃，相见时不仅不主动招呼，还故意表示冷漠。此外，许多苏联内务部的安保人员，对代表团成员十分警惕。

在抵达的第二天，周恩来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前往克林姆林宫，拜见勃列日涅夫。在表示对其的祝贺后，周恩来提出希望在不久后的庆祝大会上致辞，但遭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委婉拒绝，借口就是一律不请外国领导人致辞。如果致辞，可以以书面形式在苏联媒体上发表。不过，按照伍修权的回忆录，直到中共代表团回国，苏联官方也不曾发表过周恩来代表中共所发的致辞。

与勃列日涅夫的会见仅仅持续了30分钟，如果算上翻译时间，双方实际上并没有聊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与斯大林时期中共代表团受到的热情接见，还是区别很大的。

紧接着，周恩来又率领代表团拜会了柯西金、米高扬，但所有的会见仅仅是个礼节性拜访，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中共希望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想法似乎受到了对方的冷待。

苏联国防部长建议周贺搞掉毛

“十月节”当天，苏共在克林姆宫举办了大型招待会。招待会上发生的一幕，被中共视为是一次“严重的外交事件”。2007年莫斯科出版的《尼基塔·赫鲁晓夫：1964 年苏共中央全会记录和其他文件》中，记述了当年11月8日马利诺夫斯基与周恩来在招待会上的谈话。

马利诺夫斯基是时任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也是苏军元帅，曾参加二战，参与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二战后期，率苏军攻入中国东北，俘虏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他对赫鲁晓夫的不满，也是赫鲁晓夫能被解除第一书记职务的原因。

在招待会上，坐在主宾席上的周恩来在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祝酒后，正打算向邻桌的苏联元帅祝酒，就见马利诺夫斯基走了过来，直接对周恩来说道：“中国人不要在政治上耍花招。”

由于当时还有许多西方国家宾客，周恩来就假装没听见想绕过去，可马利诺夫斯基又冲着周恩来说道：“不要让任何魔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俄罗斯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什么毛泽东，也不要什么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

周恩来事后向苏方抗议说“这是一种挑衅和侮辱”，但在看到美国记者在旁倾听后，他选择离开，马利诺夫斯基则冲着周的背影又嚷嚷了几句，但周恩来的翻译没有再翻译。不过，中共另一个翻译听到了马利诺夫斯基说了什么，他事后告诉了周恩来。原来马利诺夫斯基说的主要意思是：苏联推翻了赫鲁晓夫，你们现在也要推翻毛泽东。

随后，马利诺夫斯基又去与贺龙攀谈。他对贺龙说自己的元帅服很漂亮，贺龙则说“还是穿中山装好”，马利诺夫斯基回说“穿棉袄好”，然后又说：“斯大林把这套制服强加给我们，毛泽东把你们的制服强加给你们。”“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贺龙听翻译讲完后，马上严肃的说道：“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你的想法也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当时在场的另一位苏联元帅崔可夫忙把马利诺夫斯基拉走了，并打圆场道：“我们并不都这么看。”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让中共代表团很愤怒，周恩来认为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不仅攻击了中共与毛，也是在挑拨中共内部关系，意图煽动推翻中共最高领导人，事情很严重，因此决定在次日向苏方正式提出并表示抗议。

苏联大事化小

招待会次日，按照日程安排，由苏联领导人向中共代表团进行回拜。当勃列日涅夫领着柯西金、米高扬和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来到中共代表团下榻处，宾主正式交谈开始后，周恩来就昨晚发生的事情向苏共正式提出抗议，称“这是对中国的直接挑衅、攻击和侮辱，更是企图颠覆中国领导层，破坏中苏关系”；周并称，如果自己当场抗议，“将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记者提供‘好素材’。”潜台词就是中共已经给苏联留了面子。

周恩来随后向苏共领导人发问：“难道你们同意我们代表团来访的目地之一，就是要公开侮辱和挑衅我们吗？而且，难道你们像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样，希望我们像对待赫鲁晓夫那样对待毛泽东，把他撤换吗？昨天，另一位苏联元帅还对我们说：‘凡事都有其时。’”周表示这些问题必须先解决，否则没有必要谈下去。

对于中共的抗议，苏共领导人纷纷进行了辩解。勃列日涅夫首先说对于中共派出周恩来率领的这样一个代表团来莫斯科，苏共中央很高兴。“我们对贵代表团的到来一直持完全积极的态度。我们认为这是建立联系、改善我们两党和政府关系的重要一步。我们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利诺夫斯基没有出席，因为既不是主席团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米高扬随后补充道：“讨论的时候没有一位元帅在场。”

勃列日涅夫继续说，苏方“本着加强中苏友谊行事，并且打算继续本着这个目地行事”，并表示自己昨晚已经听说了马利诺夫斯基的谈话内容，“这件事使我们感到愤怒。他的声明不仅不代表苏共中央的意见，而且他也没有权利这样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并向周表示了歉意。

勃列日涅夫还说今天自己已经给马利诺夫斯基打了电话，称他的意思只是关心加强中苏友谊，并提到更换领导人可能有助于改善关系。他承认自己表达有问题，并准备道歉。“这个人只是因为喝了点酒，在醉酒状态下说了一句不恰当的话。”对于扎哈罗夫说的“凡事都有其时”，勃列日涅夫表示这句话只适用于赫鲁晓夫，并无他指。

对于勃列日涅夫说马利诺夫斯基只是酒后失言，周恩来并不认可，他还引用了“酒中自有真情”这句中国谚语来予以反驳，还举了自己的亲身例子。

周恩来说喜欢喝酒的自己，有一次被赫鲁晓夫灌得酩酊大醉，但即便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也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他认为马利诺夫斯基昨天说的话合乎逻辑，条理清晰。“作为国防部长，他无法解释他这样说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还提到了中共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其已被打成“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周称彭在朝鲜问题上试图干涉朝鲜内政，谋求取代金日成，这也是彭被撤掉的原因，尽管赫鲁晓夫并不同意，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支持彭德怀。

周恩来提及彭的事情，显然是在暗示苏共也要处理侮辱毛和中共的马利诺夫斯基，不过他表面上还是说的冠冕堂皇：“我举了我们实践中的例子。至于兄弟党怎样对待同志的错误，那是你们的事，我就不谈了。”

随后柯西金、米高扬也相继向周恩来解释，马利诺夫斯基所言并不代表苏共中央的意思，并表示他在根本上是同意与中共加强关系的。“他只是在激动的状态下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看到苏共领导人如此表态，周恩来也改变了语气，表示不再去理会马利诺夫斯基所言。勃列日涅夫对此表示赞赏。

这时康生插话了，他先是表达了听说后的惊讶，然后提到五年前在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代表招待会上赫鲁晓夫侮辱毛泽东的事情，说赫鲁晓夫“很会胡说八道”。康生还说“我们当然习惯了各种人侮辱中共和毛泽东……我们来这里的目地是改善两党和国家的关系。侮辱我们领导人的言论不利于实现这一目标”。

康生还说招待会上，在马利诺夫斯基与周恩来说话时，苏军元帅基里连科也在同自己说话。基里连科这样说道：“康生同志，你曾经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但现在你是一个坏朋友。”康生因为不想与之争论，就说了一句：“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但他心里很不愉快。

听了康生的话，勃列日涅夫再次重申苏共邀请中共代表团来访，是出于好意，对于马利诺夫斯基和基里连科所言“深感难过”，他希望周恩来等“以信任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苏共领导的意见”。

在苏共几个高层表态后，周恩来也见好就收，表示“应该认真听取勃列日涅夫同志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意见和贵党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双方商定再进行两三次的商谈，但未确定时间。

会谈结束后，苏共领导人邀请中方代表团共进午餐。周恩来为何缓和气氛，提议为中苏两党友谊和团结、为苏共领导和苏联政府干杯。

结语

不知是否感受到了苏共的敷衍，亦或是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并未受到任何的惩罚，11月13日，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访苏成果有限，双方关系并未改善。极有可能是勃烈日涅夫不愿得罪支持自己的军方。

此后，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苏联中断了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合作专案，接着两国边境接连发生小规模冲突，最后双方军队1969年在珍宝岛交火，中苏关系也随之到了最低点。中共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备战。两国在经济上毫不往来，在政治上相互攻击，在军事上重兵对峙，在外交上各自为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

而马利诺夫斯基于1967年逝世后苏联政府为他举办了一场风光国葬，葬在有巨大贡献苏联英雄才准葬的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苏联政府还在苏维埃陆军学院(莫斯科坦克部队陆军学院)给他安置了一个名位：苏联领导，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保卫莫斯科的精英坦克师为“马利诺夫茨基坦克师”。

其实，马利诺夫斯基给周恩来、贺龙提出了一个不错的建议，没有听从建议的二人，最后的结局都很惨。如果听从了，中国历史是不是会发生改变呢？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9/8/n1432644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