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流域水患不断，过去二十多年几次出现特大洪水，甚至出现武汉看海、南京内涝等奇葩异象。 很多人不免追问：被称为“最大的功效就是防洪”的三峡工程的功用在哪里？谁要为此承担责任？

2016年7月，在长江流域再度暴发特大洪水之际，大陆财新网刊发了回忆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已故教授黄万里的旧文《速写：黄万里先生》。

黄万里是曾向毛提问“周期率”并相信了其鬼话的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生前一直坚决反对三峡工程上马。他多次给中共领导人上书，痛陈三峡工程的危害，认为该工程不仅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而且将使百万生灵遭涂炭、大好山河被糟蹋。

然而，直到2001年黄万里抱憾离世前，也没有得到任何来自高层的回音。尽管他没有活着看到三峡工程的建成，但他病危时曾留下这样的遗言：“我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根据黄万里的结论，三峡工程若上马，必将出现十二种灾难性后果：一、长江下游干堤崩岸；二、阻碍航运；三、移民问题；四、积淤问题；五、水质恶化；六、发电量不足；七、气候异常；八、地震频发；九、血吸虫病蔓延；十、生态恶化；十一、上游水患严重；十二、终将被迫炸掉。

几年前，有网络文章称，在2006年大坝建成后，除炸坝这个预言还未实现外，黄万里前11个预言全部应验。

而在财新网的这篇文章中，透露了更多的信息。如黄万里拒绝前水利部长钱正英和她的丈夫、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就推进三峡大坝上马登门“做工作”，并上书指钱正英“应负总的责任”。但是事实，真正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力主上马的中共前总理李鹏，还有为了得到李鹏支持，亲自出马力推三峡工程议案在中共人大通过的江泽民。他们的罪责总有一天会被追讨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不顾个人荣辱、痛陈三峡工程危害的黄万里，直到1980年2月才被清华大学党委“平反”，成为清华园中倒数第二个被平反的“右派分子”（据说钱伟长是最后一位），但其授课和科研权利并未被恢复。在1998年，黄万里才被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但是不能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

在经历“反右”、文革等一个个残酷运动后，仍保持良知、敢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实在是不多了，而黄万里就是其中一个。

那么，当年黄万里又是缘何被毛泽东钦定为大右派的呢？

反对三门峡工程触怒毛

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治理时常泛滥的黄河，中共政府邀请苏联专家出谋划策。1954年10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这是一个展现了非常美妙图景的计划：在黄河干流上将修筑46座河坝，“500吨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兰州。装机总容量可达23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1100亿度，相当于中国1954年全部发电量的10倍，灌溉面积由原来的1659万亩扩大到1.16亿亩”。而计划修建的河坝中，三门峡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

1955年4月，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在讨论会上，众多专家都对苏联专家建议的规划交口称赞，惟有获得美国大学博士学位、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黄万里先生发言反对。他指出：“你们说‘黄河清，圣人出’，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在耿直的黄万里看来，“黄河清，圣人出”的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而这让自视为“圣人”的毛不爽。

这一年，有一位德国的水利专家到现场勘测后也如此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异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一文，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这篇文章成为他后来被打成“右派”的罪证之一。

1957年6月10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再次召开。7天的辩论并没有改变其他专家的想法，黄万里只好退而求其次，建议不要堵塞6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通过，但在具体施工时，苏联专家却坚持按原设计将6个底孔堵死。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撤离，西安也受到严重威胁。淤沙问题日渐严重。从1972年起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则每年平均断流100多天。

黄万里的分析和预见都一一验证了。三门峡工程被迫进行多次改建。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先生曾算了一笔账，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40亿元，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如打开一个底孔需1000万元）和因之受灾地区所遭受的损失更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数字。

除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三门峡工程对环境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危害。比如由于水库周围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盐碱化50多万亩；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塌岸而损失了大量耕地；毁掉了大量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等等。

被钦定为右派

如果说耿直但学不会阿谀奉承的黄万里在反对修建三门峡上马时已经让毛很不爽，那么，在毛的“引蛇出洞”时写的一篇小说则成为其“否定社会主义成就”的罪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斯大林去世后，继任的赫鲁晓夫于1956年初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内称斯大林是暴君、独裁者，进而掀起了揭发、批判斯大林的运动。苏联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东欧国家的变化，其中以匈牙利知识分子为主导的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最为激烈。苏联为此出兵镇压，而中共则支持镇压。镇压导致2万多匈牙利人死亡。

与此同时，毛和中共对政治、文化的高压和快速实行经济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造成的问题，引发了人民的不满，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满。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上万次工人罢工、上万次学生罢课。不想放弃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的毛，因此担心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 ,是以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是来自知识分子的不满。

毛于是通过采取“引蛇出洞”，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方式，将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引爆，并随后于1957年6月发起了“反右”运动。

据王维洛先生写的《错批黄万里 毁了中国的母亲河》一文，黄万里写的小说《花丛小语》正好发表在《新清华》1957年的5月和6月号上，小说中把他对中共国这个体制弊病的批评，特别是参与黄河三门峡工程争论的一些感悟等融汇入了小说中。小说中一共三个人，田方生、甄无忌和贾有道，都是清华园中的人，其中田方生就是作者本人。

小说批评了北京新修的一条公路，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石油碎石路面。由于当年春雪特别多，天暖雪化后路面下的积水来不及排放，导致路面受到载重后就破碎，到处翻浆，以至汽车无法通行。随后，小说借田方生的好友甄无忌的口发了一些议论：“尽管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楣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

除此之外，小说还借甄无忌的嘴说出：“歌德原是该的，专门歌德，样样歌德，就有问题了。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当然不是指你老田。”“话虽如此说，不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而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

《花丛小语》发表时，虽然黄万里特地表明这是小说，但他对政治问题发表议论，并将中共与美国相比，无疑触了中共的逆鳞。当时的清华校长蒋南翔把刊登黄万里《花丛小语》的《新清华》呈送给了毛，毛看完后立即批评道：“这是什么话！”并立即指示蒋南翔要批判黄万里。黄万里遂被打成右派，《花丛小语》也成为“大毒草”。

王维洛先生认为，黄万里成为毛钦定的右派分子，原因有四：一、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而这个工程又是毛提议要建设的，特别是“圣人出，黄河清”，三门峡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毛这位“圣人”的出现；二、《花丛小语》击中政治体制弊病的要害；三、毛嫉妒黄万里的诗词才能，而黄万里又不肯吹捧毛的诗词；四、毛十分憎恨不肯向他弯腰的知识分子。

黄万里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1961年，他“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又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

据说在1964年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已成定局时，毛曾恼羞成怒的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在该年过年座谈会上，毛又通过黄炎培向黄万里传送一个信息，让黄万里写个检讨，便可以给他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是不愿弯腰的黄万里坚决不写检讨，还要反问：“为什么在1957年三门峡工程讨论会上，除了他外无人敢说真话？请问，国家养士多年，这是为什么？”

是啊，那些曾为了迎合上级坚决支持上马的一个个所谓水利专家们相继飞黄腾达，这是为什么呢？但历史终将证明，谁将留名青史，谁将被历史唾弃。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2/27/n144470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