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将1957年底至1961年初称为“大跃进”年代。大跃进运动使得中国大陆大量劳动力被调去大炼钢以致农业生产的不足，打乱了经济秩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与此同时，土法炼钢所生产的钢合格率低下，大量资源遭过度开发、严重破坏及浪费，生态环境恶化。大跃进运动还使得整个中国陷入大量不良风气，人民公社刮起“共产风”，高指标引发“浮夸风”，导致贪污腐化、官员欺上瞒下，大量人民因此饿死或在暴力事件中丧生。大跃进最终酿成1958～1962年的大饥荒。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耗时近20年，写出记录大跃进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据杨继绳考证，全国饿死3,600万人。他写道：“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美国）投向（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四五千万）。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杨继绳对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控诉：“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周恩来提出“跃进”一词


作为统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跃进”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最早提出“跃进”一词的是周恩来。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３日，周恩来在人大作了一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批驳了右派对１９５６年中国经济“全面冒进”的攻击，同时充分肯定了１９５６年中国经济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应该说这是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但许多领导同志还以为是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最早提出“跃进”一词。将“大跃进”数量指标化的也是周恩来。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６日，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工业每年增长，超过２０％以上是“跃进”，超过２５％是“大跃进”，超过３０％以上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超过１０％是“跃进”，超过１５％是“大跃进”，超过２０％是“特大跃进”。

周恩来对大饥荒推波助澜 铁证如山


钟山樵夫在文章《周恩来最大的罪行是什么？鲜为人知的铁证！》中阐述：近年来，大量的有关周恩来在饿死人事件中的负面信息开始披露。他助纣为虐，鼓吹共产风，大刮浮夸风，对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擢发难数的滔天罪行。关于周恩来的一系列罪行，我将在《周恩来其他罪行摘要》一文中一一揭露。本文只为戳穿中共官方“子为父隐”的鬼蜮伎俩，特将周恩来的一篇鲜为人知的“力作”爆料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就是以周恩来署名1959年10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重量级文章——《伟大的十年》。这是一篇通篇充满谎言的“奇文”，更是周恩来的白纸黑字的一大罪证。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一篇迄今为止未曾被收录进任何一本官方出版的《选集》、《文选》、《文集》或传记之类的文章。正因为如此，鲜为人知。

且看该文的有关内容，文中写道：“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一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周恩来继续写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果然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果然‘只能多块，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某些小型土法生产特别是小高炉的初期产品品质比较低、成本比较高的事实，来攻击党的总路线。但是，他们在这里仍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发挥着怎样巨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中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一半是小高炉生产的。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一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品质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准……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这个切合时宜的决定，已经在全国劳动人民中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八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七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九月份又比八月份猛增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钢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二十……”

钟山樵夫认为：且不说上述数据的真实性，单就周恩来不顾中国国力，盲目一味追求工业总产值的高指标，周恩来的“左倾”机会主义甚至“左倾”盲动主义的嘴脸暴露无遗。

那篇文章中周恩来继续写道：“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进行了紧张的斗争，许多地区的灾情已经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什么“特大丰收”？！什么“更大的丰收”？！这是十足的信口胡说，这是为他的横征暴敛制造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当时全国粮食形势的险恶，了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给他送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页）。就在总理办公室当年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就有九百九十四处之多（欲鸣《为林彪元帅鸣冤》第173页）。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国大饥荒的迹象已显现。连当年激进得不能再激进的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饿死人事件的第四号罪犯，作者注。）在1959年1月都作出当月“会有五百万人浮肿，七万人饿死”的估计。周恩来则估计“会有十二万人饿死”（电话会议，1959年1月20日，甘肃91－18－513，p。59）。

周恩来明明知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又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大书特书1958年的“特大丰收”、1959年的“更大的丰收”。周恩来缘何置五亿农民的死活于不顾，如此信口雌黄，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啊！

钟山樵夫最后说：《伟大的十年》这篇大毒草，发表的时间是1959年10月6日。周恩来“特大丰收”、“更大丰收”的余音未绝，然而不过两个月，饿死人事件的高峰期就无情地到来。我高中的三个同班同学（我们班来自农村的同学不到十名）张进、沙永全、冯玉祥（1965年分别考取安徽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他们如今都健在）的家人全都于1959年12月、1960年1月活活饿死，成了孤儿。更可恨的是如前一篇博文所叙，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荒唐离谱的赞歌尚未尽兴，就在一千多万农民同胞惨遭饿死入土后的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竟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页）。看到这些罪恶的文字，实在欲哭无泪啊！周恩来罪恶滔天，就是判他一万次死刑，亦难解五亿多农民同胞的心头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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