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历史上，无论是站在世界维度，还是站在中国视野，毛泽东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然大“雾”。

在毛众多的“雾”里看花的崇拜者中，不乏世界级政要、名人，更不乏中国级名士、名流。甚至连美国拳王泰森都对毛推崇备至，并特意把毛头像刺青在自已右臂上。

然而，在标炳史册的民国大师群体中，却有那么两位大师独具慧眼，早早就通过毛泽东不小心露出的“狐狸尾巴”，识破了毛与中共的邪恶与妖魔本性，并与之分道扬镳。

傅斯年：看清毛泽东的“狐狸尾巴”始于一次延安之行
傅斯年，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齐名，有“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之称。

他有激情、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分子中罕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

傅斯年延安之行的历史背景是：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架构政权问题。此时，一些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不甘寂寞，寄希望成为中国未来政府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

1945年6月2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拉上无党派人士傅斯年等人，联合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两个星期后，毛复电表示欢迎；而蒋介石也没反对。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6人乘专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毛除宴请所有人之外，因他早年曾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缘故，特意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而正是这次交谈，让傅斯年看到了毛的“狐狸尾巴”，对毛和中共有了极为清醒的认识。

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傅斯年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数次畅谈延安观感。傅时罗说：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草寇而矣。

傅斯年认为，毛和中共“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在傅看来，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是不可分割的。

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傅斯年与毛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层层、各地献给毛的锦旗时，傅斯年明褒实贬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对傅的弦外之音虽然有所察觉，但并没有回应。

事实上，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而此次延安之行，更是令他只有恶感了。

早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傅斯年就公开称，共产党“（中共）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他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脚了。”

傅斯年甚至预言：中共紧随斯大林搞专制，因此一旦共产党执政，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变成沙漠，等等。

不幸的是，毛和中共执政后，把傅斯年遥遥领先的预言，变成了真真切切的现实。中共实行独裁暴政，从中共执政算起，运动连番，血雨腥风，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到迫害法轮功，累计杀害八千万中国人，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毁灭殆尽。

当傅斯年看到许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十分不安。他曾与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正是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清醒认识，傅斯年既不做共产党的人，也不愿归共产党管，更不愿为共产党干。在决定命运的买键时刻，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为上”，离开大陆赴台，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傅斯年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在其追悼会上，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也纷纷前来告别，致祭者共计5,000多人。而挽联、祭文、唁函唁电、纪念文章亦相当多。

“德不孤，必有邻。”为表达对傅斯年的爱戴缅怀之情，台湾大学特将其陵墓安置在校园内，人称“傅园”。

钱穆：看清毛泽东“狐狸尾巴”始于一张文告
钱穆，民国大师，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

1949年，是民国大师群体的去留吉凶命运抉择之年。

这年春天，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大陆《财经》杂志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其中缘由：

1949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进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治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的孪生兄长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他：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基成先生一时语塞。

那篇文告的落款是毛泽东和朱德，实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被中共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1959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

善哉！一篇文告看清毛和中共，钱穆的洞察力着实令人叹服！

钱穆到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在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之初，即公开在校刊撰文，直指“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遗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事实上，新亚书院最初的老师和学生，很多是逃避中共而南下香港的年轻知识分子；当时及此后在新亚任教人文学科的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及徐复观等，公开反共的文字都不少。

经过艰苦努力，新亚书院越办越大，钱穆又创办了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当代历史学家余英时，其先后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而钱穆也在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钱穆和他创办的新亚书院、新亚研究院，在香港传播中华文化，与中共的外来党文化分庭抗礼，让中共颇为忌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对钱穆展开统战工作，授意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

众所周知，共产党（中共）的统战渗透手段何其毒辣 ，甚至连宋庆龄都被拉上贼船。

然而钱穆却在回信中说，我看见冯友兰、朱光潜这两位朋友，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被迫写自我丑化的检讨，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我万万做不到的。

钱穆坚拒了恩师和至亲的盛请，视回归中共盘踞的大陆是行尸走肉般的畏途。但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却是深入骨髓，不忍带进坟墓里。他在回信中说，我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可见，他热爱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

正如傅斯年准确预言了中共执政后的社会动乱、钳制自由、文化沙漠等国难，钱穆也预言了中共政权制造恐怖，绝不会止于十年文革浩劫，而是“后面还有更恐怖的事”。

中共的邪恶是毫无底线的。果然，文革后面“更恐怖的事”至少发生了三件：

其一，1984年的“六四“屠城事件，中共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子和市民大开杀戒，冲锋枪扫射，坦克轧人。

其二，1999年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动用酷刑百种，直至发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贩卖牟利的惊天罪恶。

其三，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境内，惊现一块天然巨石，上面有每个字一尺见方，横向排列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三批科学家鉴定字迹，一致结论是：纯粹天然！因此被称为天书，这块巨石又被称为“亡共石”。说白了，这是天意的表达。这就相当于给所有中共组织成员判了死刑，都有性命之忧！这是上天对中共逆天之行招来天怒人怨的惩罚。

1965年，钱穆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去马来西亚讲学。两年后，73岁的钱穆定居台北，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给台湾各军官学校做巡回演讲时，毫不客气的抨击中共对文化的摧残。

1986年，钱穆在文章《新春看时局》中，依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因为这国号代表“从此以下，中国不由中国人自己领导，需改由非中国人如马恩列史来领导”；他更直言，此国号与共产主义不除，两岸不能谈统一。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4/14/n1448231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