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百年梦醒

三、承上天之福佑，中华文化包含着更加扎牢自身根基的因素

前文说过，笔者认为，中华民族根基的实质是，中华民族一直在主动同化宇宙中原本存在的“善恶有报”之规律，所以得到了许多方面的美好结果。



（一） 自上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把“重德”作为根本的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非常丰富，囊括各种建筑、用品、饮食、服装、礼仪、诗词、歌咏、武器等等，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构成中华文明最典型特质、最根本特征的，是中华民族文化对道德水准提升的重视，也就是“重德”。这是中华文明最根本的精神特征。




自从上古、以至于黄帝尧舜、历朝历代，都是以“重德”作为最根本的文化传统。就中华文化的构成来说，佛道儒三家相互辉映，构成中华文明的主体。其中，儒家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体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中所说的修身，实质也是修德。而道家、佛家本身就是修炼，就是教导人们修真、重德、修善。

中华民族确定“重德”的文化传统，这是对“善恶有报”最深刻的领会、最聪慧的运用，也是中华民族主动扎牢自己的根基的表现。

（二） 所采取的道德培育体系丰富、高深、而且实用、有效

中华民族的“重德”不是空话，而是伴随着系统的道德培育体系而留传下来的。在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培育体系中，其道德标准的体系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德；也有表述为“忠孝节义”等等的，在本质上与五德一致。

在培育过程中，认为“仁为五德之本”，同时认为“孝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所以实际教育中以家庭教育为先、以社会教育为先、以孝为先。而这一点最符合人性，也最容易奏效，同时也具有最深刻的心灵震撼力量。

在家庭与社会普遍重视“孝”的教育的基础上，中华文化也注重仁德、忠诚、礼敬、信义、智慧、淡泊、勇敢、负责、承担、毅力等各种品质的全面培养。国家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每个人、整个社会也树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次成长体系。

与这种教育成长体系相配合，在民间形成了以宗族对教育的重视为依托、以家族家庭教育为单元，以乡里教训为基础、以三老和士大夫表率为背景的民间道德教化体系。而国家方面，则在黄帝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重德”为本、以经典传承为核心的官学教育系统。

中华民族的道德培育体系是多方面、完整的，而且具有很强的深刻性、实用性、有效性。这也是中华民族在主动扎牢自身根基的表现。

（三） 所采取职官、为政、辅政体系以道德提升、帮助改过迁善为核心

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关、职官体系以周公制作的《周礼》为基础，而《周礼》应该有其更深的根源，可能来源于黄帝时期或更早。

这种国家机关设置以及职官体系在周代撰写成为《周礼》后，历代都在参酌，总体格局没有实质变化，一直沿用到清末。

为政体系：以顺应天意、教化人民、足以为万民表率为特征

中华传统的为政体系，首先与当代共产主义所宣传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与基础的国家功能差距很大，在理论认知上截然不同。其次，也与现代民主体制下的国家功能的认知存在相当的差距。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为政体系是以顺应天意、教化人民、足以为万民表率作为自身特征，作为自身基础的。就此，有很多方面的体现。


例如天子的设置。国家最高领导者为天子，其含义乃天之元子。天子是依据天命、所以享有大位，因此必须注重德行。否则，如果悖乱失德就有可能失去天命，从而失去大位。这在中华传统中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共识，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共同理念。再例如皇后的设置。与天子齐体而尊贵者是皇后，乃天子之妻，经受封的程序、从而担任“后”。后的身份与职责是“母仪天下”，作为天下所有女性的师范和表率。如果其德行悖乱，不足以“母仪天下”，也会被废掉。 中华传统的这一设置与世界上其它相同时期的文明国家基本相同，但是增加了“母仪天下”的道德表率职责，是中华文化所独有、或者所特别强调的。

还有国家对各个官员的录取与考核，首先重视的往往并非才能，而是首先注重品德、德行，总之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如果在任职过程中发现其德行不足以为民表率，例如出现不孝于父母的情形，即使确实有办事能力，也会被罢免甚至被治罪。

职官体系：以教化人民、提升道德为中心与根本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国家之职能的认识也与现代国家理论不同。在传统文化中，国家的职能、作用之根本，在于辅助上天、运用上天所赋予的权力来实施教化。所以，教化百姓就成为国家的核心工作之一，也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反映在职官体系上，中国古代官职体系有三方面的核心职能：其一是帮助人民解决生活和经济建设中的某些困难；其二就是推动国民的教化、使其同化于礼制；其三是完成军事保卫。而在上述三方面职能之中，是以教化人民、使其同化于礼制，而且要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要能够取得人民的拥戴与信任，以此为中心、为根本的。

所以国家的职官体系中包含一类专门负责教化的官员，在上古称为“司徒”，在后代各有不同的名称。上古司徒负责对人民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教化，后代的教化内容随着时代有所变化，总之围绕着礼、孝、德等。除司徒等直接负责教化的职务之外，还要设置各种官员负责与教化有关的其它工作，例如负责祭祀上天、大地与山川的官职，负责祭祀祖宗的官职，负责区分亲属关系的亲疏并安排秩序的官职，负责宴会宾客的官职，负责考察人品孝慈的官职，负责考察民风并给国家予以汇报的官职，等等。

辅政体系：以善恶有报信仰为基础，辅助君主改过迁善、凝聚智慧

所谓辅政体系，首先是指辅助天子、皇帝、国王完成为政事务的体系，是辅助体系的一种。中华传统文化对国家职能作用的认识与共产主义的认识、与当代民主宪政理论的认识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天子的职能作用在于辅相天地、完成教化、足以为天下表率，那么相应的辅政体系也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由此，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有许多特殊的安排。例如：重视师道。要给天子、国君、太子在身边设置太师、太傅、太保等。

再例如：重视史官。至少在黄帝时期中华民族就已经出现了史官。史官制度的常规是设置左右两名史官，同时负责、各自记录天子、国君的言论和行动，从而达到对天子、君主的帮助和监督。史官还负责观测天象，掌管国家图书馆、文献资料，也负责占卜。之所以赋予史官这么多的职能，是要让史官以天人之际的道理和史实来辅佐天子和君主。

还有，重视臣道的规劝职能，对“忠”的定义十分深入。所有臣下的职责并不是单纯执行，而是要对主上的错误决定提出规劝。如果主上决定有误、而臣下不提出劝谏，就已经属于不忠。

中华传统的这种辅政体系——也就是如何服务于天子、皇帝、君主的职官体系设置，并不是围绕着天子、君主的权力意志，而是围绕着“善恶有报”的规律。更详细地说也就是，中华传统辅政体系并不是基于人性之中对“自由意志、挥洒自如”的倾慕，从而考虑如何保障天子、君主可以随意施展自己的意志自由，进而发展出来一套“唯君主为大”“唯君命是听”“唯君权为上”的价值观、工作体系。虽然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上，这一类的东西也曾经出现过，例如战国时期某些法家人物的理论、后代某些佞臣的言论态度等，但是这些理论和言论并没有纳入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辅政体系之中，甚至在整体的为政体系中也是长期作为被鄙视的言论观点，在历史中作为一种映衬性的负面教训而存在。总之，中华传统文化的辅政体系是基于对“善恶有报”宇宙规律的信仰，其核心是考虑应该如何弥补天子、皇帝在品德及智慧方面的某些不足，从而使天子、皇帝以及国家、人民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以上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主动扎牢自身的根基，展现在国家工作领域——包括国家职能的理论、国家领导体系的设置、职官设置等方面的体现。

（四） 以更高深的佛家道家修炼提升体系，作为对儒家信仰体系的补充

中华传统最基础的社会道德提升体系，是以儒家理论和信仰为主体。其追求的基本境界是成为孝子、忠臣；如果不然，则成为高洁的隐士。其最理想的境界是成为圣人。

在整个社会普及儒家信仰的基础上，道家和佛家给中华民族展现了更高妙的境界，构成了对儒家信仰体系的补充。如何补充呢？首先是从信仰内容方面予以补充，涉及了更广泛的“善恶有报”的展现，从本人一生的报应表现以及家族后代的善恶报应，拓展到更广泛的生死轮回报应，乃至于更广阔、更久远。

另外也从道德实践方面予以补充。佛家和道家的修炼目的是要解脱生死痛苦轮回。这个“解脱生死痛苦轮回”表面上似乎只是寿命的问题，似乎与道德无关，但本质上仍然是道德实践问题。因为，按照道家与佛家的教谕，为了达到解脱生死痛苦轮回，必须以更高标准、更严格的方式完成道德心性提升，必须达到更加淡泊、更加精诚、更加善良、更加纯净……才能达到超常人的境界。

在中华传统中，儒家、道家、佛家信仰构成相互辉映、相互补充的关系。道家修真、儒家治世、佛家修善，三者在理论内容方面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就像树干、树根和树梢形成完整的一棵树，也像莲藕、莲叶与莲花构成完整的一株莲，互不矛盾。

在中华历史中，道、儒、佛都只是在自己领域中引导民众和信仰者修炼提升自己，总体上并不以消灭其它信仰为任务。中华传统的道、儒、佛三家客观上构成了相互辉映、相互补充的关系。中华民族儒、道、佛三家信仰体系的这种相互补充、相互辉映的关系，在世界信仰史上是很独特的，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使中华民族对“善恶有报”规律的理解更加高妙、精深，使中华民族把自身信仰“善恶有报”的这个根基扎得更加深厚、牢固。

（五） 形成了以天意、天命等为核心及焦点的朝代观、国家观、人生观

在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朝代、国家、皇位、君权、官禄、寿命、健康、子孙等事项都是最引人注目的。中华传统认为这一切都是在“善恶有报”的规律作用下，在神佛慈悲的根本背景下，从而被注定的。

中华文化采取了一种简明的表达，把宇宙天地体系之中、负责安排人类社会整体以至于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从中兑现善恶有报之规律的、上上下下所有层次的神明体系，概括为一个极简单、而又极丰富的“天”字，把神明体系的安排和意志概括表达为“天命”“天意”。

那么如何对待天命、天意呢？中华文明认为人应该“尽人事以听天命”。首先要敬天，顺应天意、体察天命；同时也要付出自己必要的努力。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天命”与“人的努力”之间关系的主要概括。

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天命”与“人的努力”之间关系的这种概括，就把人们对于王朝、国家、个人前途等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于个人如何努力、能否得到、如何对待成败得失等问题的理解，都链接到对“天、天意、天命、命运、运数”等的理解方面。这给中华民族总体上造就了一种积极进取、同时又能够淡泊放下的态度。由于这种共同的心理态度，造成了许许多多、各种类型但都富有深度、令人感叹不尽的人格。

其实这种思想方法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是中华民族在涉及国家、政治的领域再次扎牢自身的根基。这种思想方法的实质，是在涉及国家、政治的领域，把人们的思想再次集中到对“善恶有报”之规律的信仰、以及对神佛慈悲的最终信仰上面。

（六） 形成了以“敬德”“敬祖”为核心的家族传承、宗族祭祀观念

中国人注重对祖先的祭祀，在世界各种文明中是比较突出的。对祖先祭祀的时候，有意无意中最突出的，就是各位祖先的品德与功业，需要对祖先的卓越功绩和美好品行予以概述，特别加以景仰，尽量在以后的世世代代中予以传承。

这种祭祀方式使中华民族对于“善恶有报”的认识与记忆更加鲜活详尽。它完整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善恶有报”规律必然作用于自己、也影响于子孙的认识，使这种认识更加牢固；由于结合了每个家族的历史，所以也更加详尽。

这种祭祀方式促使中华各家族都更注重孝道和修德、宗族家风教育。它更加促使每个人都要为了孝道、为了家族和荣誉，也必须注意自己修德；也从每个人的角度更加促使各个家族注意自己的宗族家风教育。

这种思想和祭祀方式也促使各个王朝自身也必须检查约束自己。因为王朝其实也是宗族承传，唯一不同的只是由于祖先所积累的福荫、本家族目前掌握皇权罢了。同样也必然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规律，如果不重德也会失去天下。

总之，无论皇族还是民间，宗族祭祀所围绕的并不仅仅是血缘传递、祖先谱系，这些只是家族祭祀的表面；更内在的线索是对祖先高尚德行的景仰、学习和保持，这才是传统家族祭祀的真正内涵。这就是在促使中华民族把自身的民族根基扎得更深远、更牢固。

（七） 形成以验证善恶有报规律为核心，多种记载相互配合的证实体系

中华传统文化的各种文字载体相互结合，所记载的信息非常丰富。在古代，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形成系统信史制度的国家。除了国家设置、承认的史官负责记录、形成正史之外，还有其它民间的记录汇编等等，被称为野史。街巷闾里等等对人们善恶是非的评论、对每个人逸闻趣事的传述等等，往往通过文人的笔记等流传给后世。佛道等修炼人的事迹则通过门徒、居士、大众的传述，逐步被记录为文字。这些文字资料相互结合，所留下来的信息非常丰富。

由于中华文化已经确立了注重修德的传统，所以导致中国人在记载以上各种文字资料、历史信息的时候，也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围绕着一些最根本的人生问题，例如：善恶有报的规律是否兑现？如何兑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何辨别？上天的意志到底是什么？由于这种文化的引领，导致中国人的上述各种记载总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各自反映着上述问题的各个方面。

这就导致中国传统的正史、野史、笔记、乡里评判、民间传述、修炼记载等，在客观上恰恰都是对“善恶有报”规律的验证、证实；而且构成了一个相互印证、相互证实、相互补充的系统。

这种记载方式和验证系统的存在，致使中华民族对“善恶有报”的信仰更加扎根在鲜活的现实与丰富的历史中。所以，这同样也是中华民族正在把自身的根基扎得更深厚、更牢固。

（八） 天象、占卜等超常神奇应验，不断启示天命、命运、命数的存在

中华文化中出现了数量巨大的占卜、预言、术数等，其预测被历史证实。中华自上古时期，就出现了天官、负责观测天象，根据天象变化预言人间未来的变化。这方面的各种信息和验证与否，都被十分郑重的记录在史书中，提供给未来人们作为验证所需。另外，中国自古也存在各种占卜、其它术数，都是对未来进行预先的解说。在商代，几乎每件事情都占卜，而且还要记录事后是否验证。周朝之后占卜的数量大大降低，但也是会记录其是否验证。中华历史确实出现过许多高人，其占卜、预言的结果十分准确，被历史证实。

由于许多高人能够通过观测天象、占卜、释梦等方式作出准确的预言，这就等于不断向中华民族、所有人提醒：宇宙中存在天命、天意；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民族所理解的“善恶有报”的规律。由于这些高人、准确预言、准确占卜等现象的反复存在，所以使中华民族的根基扎得更深、更牢固。

（九） 历史上出现众多的修道人、修佛人，其修炼成就证实了神的存在

在“善恶有报”规律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思考探索中，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神”的存在。因为“神”是更高级生命，具有超常能力、能够洞察生命的善恶和行为；然后还具有公正心和慈悲心，能够严格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规律；同时还有对人来说无量的智慧，能够平衡无量生命相互关联的转生、一个人自身的善恶祸福报应、家族传承中的善恶祸福报应、整个社会的交叉平衡和有序运转，等等。因此，“神”的慈悲、能力、境界、智慧、品质等等，是宇宙中“善恶有报”之规律是否真实存在、是否能够兑现的核心、关键。

由于中华民族文化对于“神”之认识不是以人格神为基础、而是以高度的理性为基础的，所以在中华文化的环境中，“相信神”“有神论”几乎就等于相信“善恶有报”、相信“善恶因果”。反过来，“无神论”“否定神的存在”就等于不相信“善恶有报”、不相信“善恶因果”。

那么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否相信神、如何相信神呢？在中华历史进程中，宇宙天地给中华民族、中华世人以很多的机会，能够目睹、听闻众多修炼者、神佛的风采，从而使人相信神的存在。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有名有姓、确确实实的神迹。这些神迹的存在与超常，以及对这些神迹的多方面记载，还有许多神迹跨越历史的遗留，都给中华民族从多个方面证实着神的存在、修炼的存在。

由于能够证实神的存在，证实修道、修佛的真实不虚，所以中华民族对于“善恶有报”之规律的信心也就更加得到了巩固。这也是宇宙天地对中华民族的更深福佑。

四、 中华文化为什么会如此高深博大，暨中华文化的本源与实质

（一） 中华文化的本源是来自神的传授，属于神传文化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走过了漫漫五千年悠久历史，持续到今日，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其实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历史比五千年还要悠长很多。那么，中华文化的根源、本源来自哪里？他为什么如此博大精深？而且还包含着扎牢自身根基的因素？他为什么会蕴涵着如此巨大、如此深远、如此厚重的智慧？

由于当今这个时代的影响，今天对这一类的问题都流行一个非常时髦的答案，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似乎这个答案能够用来说明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包括中华文化在内。这个答案对吗？其实对于中华文化来说，这个答案很不准确，偏差很大。虽然人类社会的文化确实需要通过人的大脑予以学习、掌握、表达、传承，虽然人在学习、掌握、表达、传承文化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伴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但是就中华文化而言，并不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样一句话就足以概括的。

以《道德经》为例，这是中华文化王冠上许多明珠当中的一颗。在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历代学者对《道德经》的注释和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在全世界，迄今《道德经》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这部书中所包含的高深智慧，至今还被许多人景仰，一直对许多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具有指导启示作用。所以这部书的产生非常神奇，其所包含的智慧非常高深博大。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这部书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那么它是哪一个、哪一些劳动人民？为什么这些劳动者、这些人民具有如此深厚博大的智慧，乃至于让后代反复研究、持续景仰？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所以，至少《道德经》的产生并不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一句话所能覆盖、所能概括的。

其实“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根本没有回答文化的根源、产生等问题，而只是坚持了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本质就是，人为的、故意的把整个社会区分为“劳动人民”与“统治阶级”，然后说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文明成就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个说法本身没有提供实质的信息。因为，“劳动人民”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模糊。即使古代国家的宰相、大臣或者现代企业的总经理、高级管理人员也都存在为国君服务、为企业股东服务的因素，所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种表述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似乎永远正确，也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其实，它只不过是被“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这种偏见所束缚，因此采取的一种自我蒙蔽而已。

按照中华文化自己的表述，中华文化的本源来自神传，属于神传文化。中华文化相信天人合一的根本道理，认为宇宙是一个自上而下、包含许多层次、连续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天上是有神佛的；从上天神佛逐次向下，一直到大地众生，是一个连续的生命状态。那么在这个连续生命状态的宇宙系统中，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上天神佛、高级生命传授给中华民族，然后由中华民族全体众人世世代代予以流传、学习、掌握、传承，所以形成的。

中华文化来自于神传，这是中华文化自己陈述的。这种陈述很多。例如，中华上古传说，伏羲的母亲因为踩到神人的足迹、感应而有了身孕，生下伏羲；伏羲生来就有圣德，在上天启示下、画出了八卦，将八卦传给了人类。这是来源于神传。再例如，道家的老子、佛家的释迦牟尼原本就是神佛，是他们把文化传授给人类，通过世世代代的传承流转，从而构成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也是来源于神传。

这样的例子覆盖中华文化的主要方面。所以总体概括，中华文化来自神传，是神传文化。

（二）中华文化的根本来源，源自于创世主对人类的慈悲关爱、开启智慧

中华文化来自神传、是神传文化，这句话只概括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特征。中华文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中华文化把宇宙间非常精深、非常精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透露给了人类。这其中包含着当今现代人类尚不能完全理解的八卦、五行、阴阳、太极、佛法等等，也包含着中华文化对“善恶有报”规律的启示、证实与点拨。此外还有很多。这种开示极其深远、博大。

就以中华文化对于“善恶有报”规律的启示、证实与点拨为例。其实这是宇宙间极其重要、根本的规律。中华文化对这一规律的启示从表面的善恶报应入手，逐步深入，渐渐到了“六道轮回”“天命”“神的存在、等级与职责”，以至于“天外有天”“老天爷”“创世主”等众多层次。中华文化对宇宙天机的开示竟然达到这种极高明、极深远的程度。

中华文化为什么会具有有这样高深的内涵？在中国文化之中也有提示性的答案。中国文化讲“天外有天”。这里的“天”其实是指相应天体层次的神、佛等高级生命，是指由这些高级生命所组成的天体生存环境。“天外有天”，讲述的就是在宇宙不同层次的神、佛等高级生命之生存环境——之再向上，还有更高的神、佛等高级生命所生存的天体环境，乃至于更高、更高……那么，更高的高级生命就代表着更高明的智慧，更伟大的慈悲。那么，中华文化能够把“善恶有报”这个宇宙根本规律开示至于极深远、高明的程度，那肯定是因为很高层次上天之慈悲、传授的缘故。所以，中华文化的最终来源是造就整个宇宙的最伟大的神（即创世主）对人类的慈悲与关爱。

（三） 中华文化承担着极伟大使命

在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化中都有这样的传说：在宇宙最后的时刻、人类和整个宇宙都会遇到灾难，那时最高的神、创世主会再到人间，在人间讲法、拯救众生。

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完成拯救众生使命的神各有不同的名字，在中国文化的传说中，其称号是弥勒。而在西方文化中，其称号是弥赛亚。当代有些语言学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东方的“弥勒”与西方的“弥赛亚”其实指向同一个人，是因为长期流传、不同语言的辗转翻译出现了发音的差别。

如果创世主要到人间来讲法，不仅拯救全人类，而且拯救整个宇宙。那么作为人类，是否需要预先具备一定的素质，然后才有可能听得懂创世主的内涵无比精深的讲法？应该是的。

那么在世界各个古老文化之中，唯独中华文化存续到今天，而且内涵十分深厚。中华文化不仅从理论、训导方面告诉人类“善恶有报”等真理，而且从知识、认识上也在十分广泛的领域中给人类开启智慧。中华文化告诉了人们阴阳、太极、五行、善恶、刚柔、正邪、真伪、忠奸、主次、虚实、宾主、上下、内外、心身、精气神、报应与因缘、偶然与必然、道理与表现、天意与人愿……等等各种相互对应的概念，讲述了它们在人类、在宇宙、在生命与物质运动中的表现，引导人类去体会、认识、验证、思索；通过这样一个系统的过程，日益达到人类的智慧增长、道德提升。中华传统文化运作以及实践的过程，是一个引导人类具有智慧、走向光明的过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创世主在久远以来在缔造中华文化，还造就中华文化中所使用的语言，使其内容丰富、内涵深厚，可以适应将来给人类和众生讲法的需要。

总之，中华文化承担着一个极其伟大的使命：为了适应在宇宙最末时刻创世主讲法拯救人类和宇宙的需要。

（四）中华文化因为所承担的巨大使命，所以具有深厚根基和珍贵荣耀

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中华文化为什么会具有如此深厚的根基。是因为中华文化承担着如此巨大的使命，所以这个文化才具有如此深厚的根基，包含了如此深厚的智慧。这是神的恩赐，也是神一直在维护着的。是由于神的恩赐，使中华文化能够历劫长存，享有超过五千年的连续历史，成为唯一仍然存续的古老文明。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这些被选择的人民的真实的荣耀，因为他们世世代代跟随神的脚步、接受神的引领，确实拥有令人崇尚的道德，享有珍贵的荣耀与美好的名声。

（未完待续）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6/10/n1452864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