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名声不佳，但因提倡“宽容、宽厚、宽松”，上任仅一年半就被赶下台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却留下一个好名声。

2010年5月9日，朱厚泽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0岁。

朱厚泽生前曾有遗愿：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据此，朱夫人仅通知极少数亲友到北京医院最后送别朱厚泽，结果，却来了近千人。

前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之女胡冀燕说：“他是难得的好人。”护理朱厚泽的一个护工，给一位友人发短信说：“接触过这么多人，从来没有遇见过那么明大理、尊重人、善良的老人。”

“难得的好人”朱厚泽，也是一位奇人，他身上发生了许多奇事。限于篇幅，这里介绍朱厚泽的八个奇事：

一，“我想当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清华中学都撤退到西南，清华大学在云南昆明，清华中学在贵州贵阳。

据原清华中学校长唐宝心回忆：朱厚泽在贵阳上清华中学时，贵阳市曾举办过一场中学生演讲比赛，朱厚泽的演讲题目是《我想当官》。演讲中，他先是批评国民党官员如何腐败，然后说，如果我当了官，我会做什么，做什么。他说要做的事都是针对时弊的，是老百姓渴望的。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获得全市一等奖。

这个故事表明：朱厚泽少年时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壮志。出乎当今中国人意料之外的是，中华民国时代的评委，居然敢把激烈批评国民党官员的演讲评为一等奖！

二，胡耀邦“太天真了”。

朱厚泽生在贵州、长在贵州，在贵阳为官36年，官至贵州省委书记。因思想开明，作风平实，勇于创新，1985年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选中，接替思想保守的邓力群，任中宣部长。

当时，正值中共高层改革派与保守派激烈交锋时期，朱厚泽对此洞若观火，到任后，没有像其他领导那样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很少讲话。

朱厚泽回忆说：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映？”我说：“反映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

他希望我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中央讨论通过后，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

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邓小平、陈云等元老；元老下面是总书记胡耀邦、总理赵紫阳；日常工作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管，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

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不可能支持我。如果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讲我的看法了。

朱厚泽没有按照胡耀邦的指示，起草供中央书记处讨论的报告，也不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是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把他长期思考的“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政策逐渐讲出来了。

即使这样，朱厚泽也不见容于中共保守派元老及其“政治打手”。

他所倡导的“三宽”，被认为是让“是让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

三，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免考。

朱厚泽1985年8月接任中宣部长。当年，出了一件奇事。

据曾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徐庆全回忆：“那一年，我正准备研究生考试。10月中旬，研究生考试信息公布，考试科目居然少了‘政治’科目。这可是我们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破题儿头一遭’的事”。

2001年，我有机会和朱厚泽面对面地坐在一个会议室。我就问他：“1986年，研究生入学为何免考政治科目？”

朱厚泽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讲起了当年的大势：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变换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为什么？胡耀邦当年有四个解释：（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范畴可作不同解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四）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

此前，研究生入学的政治科目考试，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然这个“核心”已经调整，政治科目考试题怎么出？

四，拒绝焚烧《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严家祺、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有人看了这本书后，大发脾气，写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告状。

因为十年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给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浩劫大难的政治运动，中共高层不少人反对写文革史。文革史研究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众多禁区之一。

朱厚泽后来回忆说：“这件事引起的事可大了，中央要把那本书销毁掉，胡启立找到我，最后说到这个程度：‘实在不行，你们中宣部拿钱把它买来全部销毁。’，呵呵，要搞焚书啊？哪能这样搞法了？我们就在那儿拖呀，拖到他们把书卖完就拉倒了。”

五，痛斥毛泽东整知识分子。

朱厚泽对毛泽东当政后不断搞运动整知识分子非常反感。

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老干部姚监复回忆，2009年10月30日，朱厚泽曾对他说，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整个都“骟掉”了，一个一个地“骟掉”了，这样，许多知识分子就被改造成软骨头的太监了。

朱厚泽还说，中国有的知识分子称呼党是自己的主心骨。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主心骨，那不只剩下一堆肉了吗？没有主心骨，就没有脊梁骨。如果只有一堆不能独立的肉，没有主心骨，靠人家来把持着、支撑着、才能站起来，这样的人，当然不是知识分子，更不成其为公共知识分子。

朱厚泽曾谈到前中宣部长陆定一的一篇谈话，《炎黄春秋》杂志打算发表。但是，中共当局要求作者和编者删改一些陆定一的原话才能发表。朱厚泽感慨地说：

“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就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六，推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讲演，这个演讲后来发表时，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

其中谈到：中共领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进行了勾画。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不少人反思说，1953年，中共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太快了，太急了，认为这是中国后来出现种种问题的原因。

朱厚泽对此说很不以为然。他说：

“我一直不这么认为。如果说1953年转早了，1963年转早不早？1983年转早不早？不是早不早的问题，而是‘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有问题。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不是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只能导向‘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新民主主义’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是和改革目标背道而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只能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相通。历史已经证明，他搞的‘社会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所以，我们必须丢掉‘新民主主义’这个幻想。”

七，胡耀邦看中的接班人。

上世纪80年代，朱厚泽是地方上的改革先锋。

1982年，朱厚泽任贵阳市委书记时，用半年时间，到市属100多个工矿企业搞调研，然后，主持制订了《贵阳市经济调整提纲》。该“提纲”实施第一年，贵阳市的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40%，财政收入增长16%。

1983年，朱厚泽任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省委副书记），负责经济工作。当年贵州省的工业总产值增长18%，财政收入亦大幅度增长。

1983年底，朱厚泽进入中央党校短训班学习。他在《怎样培养新一代接班人》一文中，提出了三个观点：（1）逐步培养年轻干部取代年迈干部；（2）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3）新的领导干部要真正懂得经济。

1984年，《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消息：中国新年期间，朱厚泽到贵阳市郊走访农民。当时农民害怕政策变，养鸡专业户谭国均表露出忧虑。朱听后马上把谭国均夫妇和在场的贵阳市长、区长、村长拉在一起，合影留念：“立此存照，来支持大家走致富道路。”谭把此照作为“定心丸”高挂在墙上。

1985年3月，朱厚泽升任贵州省委书记，继续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政绩突出。

朱厚泽大胆改革有政绩，对如何改革有理论思考，话虽不多却是天才演说家，脚踏实地干实事等，这些优秀品质，都是胡耀邦看中他的原因。

1987年胡耀邦被邓小平等元老赶下台，朱厚泽也随之被赶下台。

胡耀邦无不遗憾地说：“我辞职对于我自己倒没有什么，主要是对不起两个人——朱厚泽和白纪年（陕西省委书记，因胡耀邦下台而下台）。因为朱厚泽是可以当总书记的一个人。”

八，1989年支持学生运动被解职。

1988年，朱厚泽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任第一书记兼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朱厚泽到全总上任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他有过一次谈话。赵问朱：“如果出现了社会动荡的情况，工人和政府对立，工会站在哪一边？”朱厚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站在工人这一边。”赵紫阳满意地说：“这就对了。”

1989年5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纷纷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不久，悼念活动演变成“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不少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全国总工会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捐了10万元。这件事是经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同意的。

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全国开展大清查，对于总工会向学生捐款10万元的事，朱厚泽承担了全部责任，他也因此被迫提前退休。

结语

朱厚泽不是理论家，但是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他的思考、探索、创新基于什么？良知与常识。他没有写大部头的理论著作，但他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他的上述八件奇事，实际上，也是基于良知与常识行事的结果。

但是，中共是一个“党性至上”的党。何为“党性至上”？就是当良知与党的意志发生矛盾时，要泯灭良知；当常识与党的认知发生矛盾时，要摒弃常识。否则，你就是被淘汰对象。

朱泽厚被淘汰出局的原因就在于此。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7/31/n1456491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