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的身世，对他的人格形成与历史观有深远影响。他生于1948年陕西天水，父亲王正业曾是国民党地方官吏。中共篡政后，这样的出身成为“原罪”。王家被划为“历史反动家庭”，他在童年时亲眼见到父亲被批斗、母亲含恨而终。

这段创伤，让他早早明白“中共的残酷与无情”。在同龄人还懵懂于阶级教育时，他已对革命的正当性产生怀疑。文革中，他因出身被打成“黑五类”，被押去劳改、挨批、掘沟筑坝。这种被体制践踏的经历，使他对政治保持一种异常冷静的距离——他既懂体制，也警惕体制。他曾对友人说：“我一生都在证明，出身不应该决定命运。可悲的是，在这个体制里，它永远决定一切。”

王岐山有多次身陷险境而不死的传说。在文革中，他被红卫兵批斗、下放农村；八十年代整肃风暴中，他被诬陷“搞资产阶级复辟”；二〇一五年反腐后期，甚至传出他被下毒未遂。多次被内部势力谋害却都化险为夷，每一次，他都能全身而退。因此他对“命运”有种超然的信念。据说他自己也曾笑谈：“党内有人要我的命，但子弹绕过我飞。”

他对朋友说：“我有特异功能，不是神通，而是直觉。能感觉危险，也能感觉历史的方向。”又说：“我有特异功能，不是算命，而是能感觉历史的方向。”经历过多次“被政治杀死又复活”的经历——自己被留在历史现场，他把自己的幸存视为一种历史安排——为了看清中共政权末日。

外界以为王岐山的反腐只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实则对他而言，那是一场“延命手术”。他悟出：当权力失去节制，当贪腐侵蚀官僚阶层，政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晚年被边缘化后，王岐山显得愈发沉默。他阅读更多史料，王岐山常以近代史的视野审视现实政局。据熟悉他的人透露，王岐山在中南海书房里，最常翻阅的不是马列选集，而是民国时期的史料——《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宋子文回忆录》《顾维钧文献集》。有人问他还研究什么，他淡淡答：“研究政权如何死。”

党内流传他讲的一句话：“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假装看不见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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