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共罪恶历史的人都知道，1949年中共篡政后，为了巩固一党专政，中共在城市和农村发动了一个又一个惨烈运动，戕害了近亿中国人。

其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为了全面推行中共的“无神论”，中共对宗教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取缔，焚毁了大量各门派的经书。中共还要求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宗教组织、帮派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并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一定予以严惩。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肃反运动”，运动中打着“纯洁佛道教队伍”的旗号，杀一儆百，将不与中共合作的僧尼道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枪毙。经济上的剥夺、政治上的压迫以及这种“罗织罪名、万人公审、宣判、枪毙”的恐吓，使很多僧尼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

其后在1966年的文革中，中共对宗教的镇压更是登峰造极：不仅毁坏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而且残害甚至强制僧尼还俗。中共还建立所谓的“爱国”佛教、道教协会，通过委派的代理人，愚弄信众，让他们相信信教也要信中共。

然而，1992年后广传中国大地的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让中共再次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于是，内心恐惧的中共在1999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且迄今都没有停止。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早在中共1921年成立后不久，中共这个“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邪教就已经在1922年至1927年间的反基督教运动中初试身手。

“反基督教运动”的推手是中共

清朝后期，随着中国国门的被迫打开，西方大量基督教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传教，其数量远超明朝。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亦兴办教育、改善民生。他们的善行赢得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尊重，一些中国人也接受了传教，开始信奉基督教。另一方面，根据清朝与西方国家签订的条约中保护基督教传教的条款，传教士不受中国官僚与乡绅的管辖，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也引起了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人的不满。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拟定于4月4日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年会。该同盟成立于1895年，其通过区域分会网络联结各地学生，开展信仰研读、社会参与等活动。当时《晨报》等主流媒体都给予了善意的报道。但这引起了那些业已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人的反对。

3月9日，上海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通电反对这个年会在中国召开，呼吁全国“爱国学生”和教育界“爱国人士”积极支持。北京、广州、南京、武汉、长沙等30多个城市纷纷成立了了类似组织。

在北京，刚从法国回来的萧瑜马上意识到这是发动反宗教运动的好机会，因此鼓动曾在法国留学、与自己有着同样想法的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参与。

萧瑜，又名萧子升，与毛泽东是湖南老乡，其父亲萧岳英是毛的物理老师。1915年8月到1916年7月，萧子升和毛通信十三次，主要谈论国家时事和大事。随后一起创办新民学会，其许多会员后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小组。

1919年，萧瑜远赴法国勤工俭学。许多在巴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不少是1918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他们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很多倾向左派思想，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邪说抱有好感，因此反感基督教，有些会员还认为宗教的信仰会基本妨害了科学的精神。他们在法国创办的《旅欧周刊》、《华工杂志》等，处处充斥着对抗基督教的意识，而萧瑜正是上述杂志的编辑之一。

1920年11月，萧瑜回国，12月在李石曾与邵飘萍联合刊行的北京《京报》副刊《海外新声》任主编。在首个副刊中，萧瑜介绍了巴黎留学情况，同时以《海外新声与宗教问题》为主题掀起反宗教舆论，为这个副刊树起了反宗教、反基督教的旗帜。

有着这样背景和想法的萧瑜，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召开也就不奇怪了。最先响应萧瑜的是罗章龙。罗章龙，与毛泽东是老乡也是好友，还是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1918年与毛同赴北京，考入北大文学院。1919年“五四运动”中，罗在火烧赵家楼中身先士卒。1920年，他参与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在张国焘介绍下，加入北大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中共北大支部书记等。其后参与组织了多次罢工，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在罗章龙的推动下，1922年3月17日，北京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并发布了《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宣言》，指定的联络人是北大学生金家凤，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积极分子。

3月21日，由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总数为77人的学者名流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指出：“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此外，以北京的大学和专门学校为中心，组建了很多支持大同盟运动的支部，引起社会很大反响。

针对反基督教运动，3月31日，北京的五位大学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反对攻击基督教。

4月4日至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年会在清华学校如期召开，中共组织大批学生前去抗议，政府派大批军警保护。

4月4日，李石曾、李大钊、邓中夏、萧子升等12人在《晨报》上发表《非宗教者宣言》。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萧子升分别发表文章，批判宗教。

4月8日，年会闭幕的当天，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主席是萧瑜，有3千多人参加。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教会学校的教育与宗教分离。

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大第三院正式成立。6月，非宗教同盟编辑出版罗章龙编辑的《非宗教论》一书，该书收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萧子升、周太玄、朱执信、罗章龙等人写的31篇批判和否定基督教的文章。

无疑，1922年的非宗教大同盟，主要推手是中共。而除了中共，背后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子。根据近年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记载指出，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此运动。其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档案资料显示，当时在北京的苏俄驻远东全权代表维津斯基在给俄共中央委员拉狄克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组织了广泛的反基督教运动，它起因于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基督教代表大会，是一种抗议行动……目前要把这场运动纳入政治运动轨道，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伪装的合法组织。”

在北京如此，在上海的反基督运动中同样有着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影子。在1922年5月在华俄国人利金向莫斯科递交的报告中可以印证。利金写道：“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不过是一个合法的挡箭牌……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4、通过我们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从内部破坏基督教代表大会；5、通过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基督教同盟。”

看来，中共很早就在俄共的教导下，学会了阴险的招数。中共资料也显示，武汉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就听命于中共的上海临时团中央。

与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略有不同的是，上海的中共党员陈独秀、张闻天认为，局限于宗教非科学的反宗教论调是不彻底的，因此上海的反基督教文章，常引用马克思臭名昭著的名言“宗教是人类的鸦片”，并将基督教形容为资本主义的“工具”“走狗”“恶魔”“妖魔”等。

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之特点与后续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推动的反基督教运动的一个特点是有意识排除社会主义的色彩，即在幕后推动，但在台面上尽可能联络更广泛的文化战线，推动运动发展。如3月末，为同盟的第二次宣言征集各界签名的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

这也就可以解释运动中为何既有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等中共成员，也有汪精卫、朱执信等国民党党员，还有蔡元培、吴虞、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亦有李石曾、萧瑜、周太玄等无政府主义者或国家主义倾向者。

不过，随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圆满落幕以及各国与会人员的离开，1922年的反基督教运动趋向弱化。非宗教大同盟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同年8月15日的《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的宣言书上的署名，而后该组织停止了活动。

而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4月也很快销声匿迹了，因为作为推手的中共党团员开始忙于5月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了，不过反基督教依然是该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在苏联支持下，掀起了所谓的反帝和推翻北京政府的“大革命运动”，将非基督教运动视为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反基督教运动再度兴起。

同年8月，新的“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五人委员会成员都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唐公宪担任执行委员（主席），负责组织和宣传，同盟还出版了《非基督教特刊》。12月，该同盟策动了一个“非基督教周”活动。在圣诞节期间，中共发动激进分子在长沙、广州、济南、武汉、九江、上海、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讲演，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有些人还捣毁教堂和教会学校设施，围攻教士。这确实是信奉暴力的中共的一贯手法。

到了1925年5月中共发动五卅惨案后，教会和教会学校受到了更多的冲击。在压力下，北洋政府三次颁布取缔教会学校的命令，并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办法”等。

蒋介石率军北伐并在1927年3月攻占南京后，北伐军中的中共地下党为了破坏北伐，公然袭击英、美领事馆，攻击、劫掠外国传教士，杀害六位传教士，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蒋介石十分震怒，由此有了“四一二”镇压中共之举，在武汉分共后，共产党被彻底从国民党中清除。反基督教运动也再度减弱，但基督教在中国也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从而开始了基督教中国化。

结语

从中共成立仅一年后出现的反基督教运动看，共产国际和中共是主要推手，他们利用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具有“反宗教”意识的学者，挑起了运动，并推波助澜，用意就是削弱西方影响，让更多信奉儒释道的中国人远离神佛，从而可以被邪恶的中共利用。中共用心之险恶从其成立之时，就已经开始了。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2/1/n1468893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