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难史脉：从“大革命”到“大饥荒”。

2005年1月，笔者访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从《大纪元时报》首次读到〈九评共产党〉。当然知道“九评”的出处（1963～1964年中共驳评“苏修”的九篇檄文），也明白《大纪元时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赤难浩劫盘结总账——从意识形态到赤政赤灾。

1949年后，中共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像给国人带来莫大幸福，实则吾华进入有史以来最黑暗最荒谬的“毛泽东时代”——唱着动听红歌，肇娩惨烈巨祸。红朝赤政是灾是福是骡是马，当然不可能取决中共自评，中共也不可能永霸话筒。历史无情，后人铁面，史实史据，铁证如山。

得承认中共极为擅长宣传，硬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那么反人性反理性的共产赤政，硬能说成接续五千年中华文明；就是饿死四千余万人的大饥荒、[1]“死了两千万、整了一亿人”[2]的文革，也成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为此，与中共“说清楚”很必要。《九评》以通俗明晓的语言向大众“介绍”中共，揭谎戳假，指悖拎谬，结论铿锵：“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从历史宏观角度，1917年以来的国际共运乃人类历史进程中一次试错，但这是怎样惨烈的实验：至少一亿殉难者、前后至少25亿人“非正常生存”（生活穷困、精神恐惧、遭受各种迫害）。

1976年后，中国赤难还在延续（“六·四”、迫害法轮功、打压异议），绵绵至今，言禁未解，贪腐难绝。囿于篇幅，本文截止于毛时代的“大饥荒”。列示史据（出处一一），史论自明。

一、暴力起家

马克思主义以穷为据，以“剩余价值”论证阶级斗争合法性，鼓动穷人夺回“被侵占的财产”，共运赤列没出站就已错了轨道（无论宗旨还是途径）。1921年4月7日，第一份赤刊《共产党》第三号〈告中国的农民〉——

共产主义就能使你们脱出一切的痛苦，使你们享没有享过的福。可怜的穷苦农民呀！你们快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田地呵！[3]

1927年“八七会议”高举武装斗争大旗，10月初中共在广西海陆丰暴动，占领县城；截至1928年1月，海丰县杀了1686名“土豪劣绅”、“反革命”；海丰、陆丰两县万余人外逃汕头、香港。[4]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尽量杀戮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派。

8月29日，中共政治局常委通过〈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与没收其财产……暴动杀尽土豪劣绅反革命的大地主及一切反动派……屠杀政府的官吏……[5]

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政治局候委、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1898～1927）：

我们现在要放胆去干，不应像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的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6]

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福建省委信——

毫不顾惜的……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派……尽量施行红色恐怖。[7]

10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工农运动的路线与策略给江苏省委的指示〉：

我们必须要认识土匪运动是农民运动的一部分，要使土匪农会化。……土匪运动的策略可包括在农运计划中。[8]

11月13日湖北黄（安）麻（城）暴动，中共鄂东北特委文件：“四处杀土劣、烧土劣的房屋，甚至不论老少男女。”[9]

1928年3月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1899～1928）巡视井冈山，批评毛泽东：

我们的政策是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可是你们呢，一幢房子都没有烧，行动太右了。我们烧房子的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10]

1928年9月，湖南省委巡视员夏尺冰（1904～1931）：

大烧（如负责人说同志及群众的房屋烧了，没有屋住了，便会出来革命）、大杀（如负责人说平江有七十万口人，至少要杀去一半）、大劫是布尔雪维克的精神。因此，平铜的党及一部群众无目的无意义的乱烧乱杀乱劫……[11]

湘南特委领导人放言——

站在高山上看，哪里的火焰冒得多，房子烧得多，哪里的革命就搞得好。

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人！[12]

1928年1月湘南暴动（朱德率南昌暴动残部），3月国军进剿，中共湘南特委决定焦土政策，拟烧尽宜章至耒阳一线公路（二百多公里）两侧各五里之内房屋，乡农顶抗，追杀千余赤色分子。[13]

1952年7月16日，中共高干李锐日记——

湖南暴动时杀（土豪）政策实不如太平天国。[14]

1933年2月3日，国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1893～1974）日记——

江西匪乱七年，社会残破，农工百业无不凋敝，共匪一本历代造乱之手法，如黄巾、赤眉以及白狼（朗）之类，叫出利诱的口号，说是为穷人，而事实摆在眼前，他们杀人放火搜财掠物。没有一天没有一处不是在拚命制造穷人，想把全国的人都失业破产，无衣无食，无路可走，好裹胁去帮他们当替死鬼。[15]

二、肃杀苏区

1929年2月25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1906～1930，即杨开明，杨开慧堂弟）报告中共中央——

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因为供不应求之故，价值的昂贵，等于上海的物价，因为经济如此的崩溃，经济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众感觉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富中农多反水，中农动摇，贫农不安……逃出境外的（酃县、茶陵）其数目达四千之多。在分了田后苏维埃政权之下，而有此事发生，固然还有其他原因，而经济的没出路，农民一般生活的不安定应是他的根本原因，这个经济恐慌的危机，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16]

1930年，湖南平江闹红，全县70万人口锐减至40万。[17]1934年5月底，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总计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12万担。”[18]

1933年11月，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暴动后（1929～1931年），生产低落约20%。1932年恢复了10%，今年（1933）比去年增加二成……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19]

1932年5月〈江西苏区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老苏区因为土地革命已有了几年，土地分配了无数次。”[20]有的农民说：“分来分去，到底分到哪年哪月止？我不要了！”许多农民“怕上升为富农小地主，拚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以至根据地“荒废了许多土地，生产降低了。”《红色中华》记载，1934年5月底，“总计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12万担。”[21]

贫雇农从地富处分到的土地有限，加上苏区狭小，战争负担甚重，农民并未得什么实利。1930年2月7日〈苏维埃土地法〉，制订的“土地税”甚重——

每人收谷5担以下免税，6担1%，7担1.5%，8担2.5担，9担4%，10担5.5担，11担7%，12担8%；13担以上每加1担，增税1.5%。[22]

1934年1月23日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毛泽东报告中：

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23]

毛泽东后在延安总结：

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24]

1933年7月11日，《申报》记者陈赓雅（1905～1995）录述江西苏区临川、鄂豫皖苏区黄安：

惟物质缺乏恐将为其致命伤。盖自赤区封锁政策实施以后，每盐一斤今已涨价至二元、米一斗三元。生活极苦，衣服亦多破褴不堪。

彼方物质匮乏，盖亦足为离散群众之一原因也。

黄安城乡前被赤化……民二十一年国军进剿，克复县城，一般土着人民流离转徒，无可觅食，恒至掘取草根树皮，用代饔飧，饥馑情形极为惨重……对该地虽经贷款救济，究嫌粥少僧多，收效有限。今春二三月间，流为饿殍，无虑千百。其幸得茍延残喘至秋稻熟者，然以菜色饥民，骤得玉粒，饱餐肆嚼，又染瘟疫……侥幸不死，什难得一。每当战事杀伐最激烈之村乡，军民死伤逃亡，数均极大。犬以家人死亡，饥不得食，初食死尸，后则惯噬活人，往往孩童出门，鲜有全尸而归者，即大人熟睡不慎，其耳鼻亦多被噬于狗。[25]

加上竭泽而渔的“扩红”，苏区已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兴国籍共军上将、总政主任萧华（1916～1985）：“（兴国）全县青壮年80%以上都扛起枪走上前线。其中许多模范区，90%以上的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只有20多万人口的兴国县，参军人数竟达八万之多。这是何等的壮举！何等的英勇牺牲！”[26]女红军危秀英（1910～2005）：“兴国当年人口二十多万，一年就扩大红军三个师，有八万人当红军，光红军家属就有十多万。”[27]青壮全参军，只剩童与姑，田里农活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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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中央苏区寻乌县反水农民8336人。[28]于都县“查出的地主土豪富农有2/3乘着天雨水涨，星夜乘船顺水而逃，浸死颇多。”[29]湘赣苏区上犹县“营前一区逃跑了三千余群众到白区去，至今大部未回”。[30]

1934年9月16日《中央日报》，——

三个月前，当收复连城之初，所到之处，田园寥落，十室九空，行军二三十里，看不见一个老百姓。今者，被难在外之人民陆续归来，重整家园，地方无事，百业复兴。农民们专心农事，正忙在田间秋收；商贾们亦开始买卖、货担络绎来往。凡此，足以证明闽西匪区元气日渐恢复，而归还旧日状态也。[31]

红军逃兵极多。〈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1932年4月11日）：

一师尚仅2400余名，八师仅千余名……许多党团员不愿当红军。[32]

截止1933年底，瑞金县逃兵2500人。[33]1932年10月17日〈湘赣省委给中央局的报告〉——

最近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战斗员的减少，因为扩大红军工作比较以前迟缓，各县都没有新兵派来补充……开小差的约有二千以上，现在八军全部不满二千人（只有以前一师这样多），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支没有人背。[34]

1933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统计：

一军团补充区域到11月15日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35]

一军团补充师1933年12月20天内，逃亡138人，占新兵1/10。三军团补充师8～12月逃亡879名，占新兵15%。五军团补充师从9～11月逃亡788名，占新兵25%。[36]

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1906～1977）：

长汀模范团因为是被欺骗加入工人师的，到瑞金集中时只剩下1/3，2/3开小差走了。[37]

公略县动员2400多人参军，中途千人开小差。[38]

1933年5～10月——

永定从5月到现在仅扩大200余人，武平则仅160余人，代英县成绩也很微弱。……逃跑现象的严重，报名后不能集中，或集中后逃跑。……宁化模范团成千人送博生，沿途开小差只剩二百余，四都模范营二百多人开小差，宁化在“九一八”送去前方的新战士一千多人也逃跑三四百人，汀东兆征有许多报告的不能集中，甚至有党团员带领逃跑，以及比较负责的干部也有逃跑（如汀市少共书记）。……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动员工作的缺点（如强迫欺骗）……以及优待红军的工作没有切实执行。[39]

1934年9月，要求于都“扩红”五千，实募仅255名（5%），“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新陂区窑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40]9月中旬，李维汉派刘英上于都“扩红”，半月内4500人。刘英（1905～2002）为难：“于都现在妇女是多数。”刘英拉上毛泽东帮忙，月底也才“动员了将近一千人参加红军，已经很不简单了。”[41]1934年9月23日《红色中华》载文〈惊人落后的统计〉，公布各县扩红计划完成百分比——

太雷（7%），会昌（23.5%），洛口（3.7%），博生（17%），龙岗（3.5%），于都（8.5%），宁化（13.5%），赣县（21.1%），杨殷（4.7%）。[42]
1933年8～9月，红一军团每月逃跑200余人。[43]1934年5～7月，第一补充师逃跑317名，第二补充师逃跑44名，第三补充师逃跑467名，福建补充团逃跑265名。[44]1934年9月，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1910～1974）日记：“逃亡现象十分严重，总计六天约两百余。”（1934年9月4日）；“这月减员现象空前未有，尤以病、逃亡二项最为严重，总计全月共减少1800余人。”（1934年9月27日）。[45]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军区总指挥部联合通令——关于模范赤少队开小差问题〉（1933年4月16日）：

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参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12个连，而逃跑了11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逃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46]

宜乐黄陂新游击队长排长政委于12月21日带所属人枪廿余，藉打土豪为名，降了崇三都敌人，以后接连又是东陂新游击队一百余人在八都去投降敌人。[47]

连中央机关都有人开小差。董必武（1886～1975）：中央政府机关人员都有40人“消极怠工自由回家”；“万泰（1934年）2月份逃跑了2600人，三月份还更厉害。……杨殷在4月份逃出的群众有二千。……甚至有领导群众逃跑反水的（如乐安、万泰、广昌、代英、门岭、公略都发生过这种现象）。”[48]

1934年1月14日《红星报》载文：〈补充师团应该为完全消灭逃亡现象而斗争〉、〈开小差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枪决三个〉。[49]1934年7月21日《红色中华》，〈消灭逃跑现象来纪念“八一”〉。[50]

恐怖肃反

湘赣省酃县肃反，“把16岁以上30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如酃县）”。[51]因为，最高领导人张闻天（1899～1976）“谆谆教导”——

从法律上说来某个反革命分子枪决的法律根据还没有找到，但是在群众的热烈要求枪决的条件之下，我们把他拿来枪决，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发动群众的斗争，还是为我们所容许的。……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富农等反革命分子的慈悲、宽容与公平，对于我们苏维埃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不存在的。……必须把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教育我们每个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52]

1932年5月～1934年7月，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先后四次大肃反，连续杀了几个月，有的连队连杀十几个连长，一次肃反就杀了万余人，洪湖县区级干部都杀光了。红三军从两万人削弱至三千余人，苏区各独立团、赤卫队亦损失殆尽。逮捕干部时，夏曦下条子给关向应，贺龙都没资格看。白天捉人，夜里杀人。甚至两度企图对贺龙下手。直到1950年代，洪湖仍挖出一坑坑的白骨。红六军团的肃反也很邪乎，王震、张平化都上了黑名单。王震因九渡冲一仗打得好，才从黑名单上解除。[53]

李锐：“从1985年开始，十多年中我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时，曾统计过十年内战期间各苏区的肃反，从打AB团起，共杀了十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按：红军最多时才30万人）”[54]苏区“肃反”公开喊出：“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55]

1945年春，中共“七大”，一位代表：

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里去了？……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56]

自杀式“肃反”一直延续至文革，无案不冤：高岗、饶漱石、冯雪峰、丁玲、彭黄张周、刘邓陶、林彪、黄吴叶李邱……，周恩来都摇摇欲坠。真是要革命就得有牺牲，最高党性就在于忍冤耐屈，就得为党接受如此这般的歪拧逻辑。

三、抗战坐大

毛泽东：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四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4.5万人）……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57]

抗战之初八路军仅3.2万人，[58]江南新四军（南方八省游击队合编）1.03万余人（6300余支枪），[59]东北抗联一万人，[60]总共五万余人。在国统区，中共力量更是微如星火。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初，北平仅九名中共党员，加上团员也仅约20人。[61]1936年春，经冯雪峰与潘汉年审定的上海中共党员约二百余，而得中组部承认的骨干仅47人。[62]四川地下党直至1936年秋尚未恢复活动。[63]1936年6月，徐州地下党遭大逮捕，“大破坏之后，至1937年8月期间，整个处于瓦解停顿状态。”[64]1938年春，中共重建湖北省委，因湖北已不存在中共组织，只有极少数幸存党员有一点个别活动。[65]

1938年3月2日《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三天内仅订出四份，至4月中旬才近百份。[66]并不像中共后来宣传的——国人对中共如仰天露。

中共价值序列上，夺政高于一切，也高于抗日高于民主。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1912～1992）；“抗日战争成为真正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67]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别人要问：‘你们共产党是利用抗战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发问的人若是自己人或是可靠的朋友，你可以向他点点头，要是别有用心，你可以回答：‘没有人民力量的发展就没有全民抗战。’”1929年加入江西兴国县赤卫队的共军中将邱会作（1914～2002）：“从1942年起，各根据地就逐渐将干部送到延安‘保存培养’去了，这一决策对解放战争起了重大作用。”[68]

胡乔木（1912～1992）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到1940年抗日战争三周年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80万人。[69]

1944年11月，国军200万，共军63万；[70]1945年4月中共党员121万，[71]军队91万、民兵220万。[72]19块赤区（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73] 《抗日军政大学史》：“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有4.6万余人。到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 [74]新四军“由统一改编时10300余人发展到31万余人，民兵、自卫武装发展到96万余人。”[75]

很清楚，中共大发“国难财”——依靠抗战坐大。抗战结束时，中共能向国府比权量力叫板了。

（未完待续）

[1]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608。裴毅然：《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秀威资讯公司（台北）2019年，页356～358。
[2] 数据出自叶剑英讲话（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李锐文集》第5册，香港社会科学教育出版公司2009年，卷九，页279。
[3] 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213～214。
[4]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各种工作的统计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1月），《东江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58。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384、490～491。
[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425。
[7] 〈中央致福建省（委）信〉（1927年10月15日），《中央通讯》（上海）第7、8期。转引赵效民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1927～193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87。
[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页560。
[9] 中共鄂东北特委：〈黄安工作报告——关于“黄麻暴动”的经过〉（1927年12月1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1。
[10] 饶道良、李春祥：《血泊罗霄——井冈山重大历史事件揭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33。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页77。
[11] 夏尺冰：〈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1928年9月5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1～32。
[12] 江西省妇联编：《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35。
[13] 《百战归来认此身——曾志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页40～47。
[14]《李锐日记》第1册，溪流出版社（美国）2008年，页371。
[15]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明镜出版社（纽约）2008年，页144。
[16]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19～20。
[17] 王西彦：《湘东老苏区杂记》，新文艺出版社（上海）1953年，页2。[18] 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51。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44。
[20]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443。
[21] 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51。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659。
[23]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页117。
[24] 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30。
[25] 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申报月刊社（上海）1934年，页6、72。
[26] 萧华：〈模范的兴国·英雄的人民〉，《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254。
[27] 江西省妇联编：《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58。
[28]〈中共寻乌县委一个半月动员工作总结报告〉（1933年3月4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92年编印，页32～33。
[29]〈胜利、于都地主富农企图逃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瑞金）第96期（1933年7月26日），版6。参见《红色中华》（复印本）第1册，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1974年，页231。
[30] 红三军团政治部：〈关于崇犹两苏区路线和红军情况的报告〉（1932年5月15日），《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页290。
[31] 叶如音：〈视察连城前方记〉，《中央日报》（南京）1934年9月16日。万大鋐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5册，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台北）1973年，页398。
[32] 《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270。
[33] 瑞金县委：〈胜利的瑞金突击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瑞金）第43期（1934年1月19日），版10。参见《斗争》（复印本）第2册，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1974年，页22。
[34] 江西省档案馆：《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7。
[35] 王稼祥：〈为扩大红军两万五千人而斗争〉，《斗争》（瑞金）第37期（1933年12月5日）。转引自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332。
[36] 〈严重的问题摆在补充师团的面前〉，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瑞金）第21期（1933年12月23日），版2。参见《红星》复印本，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1974年，页23。
[37] 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斗争》（瑞金），第24期（1933年8月29日），版18。参见《斗争》（复印本）第1册，页107。
[38]〈中共公略县委七、八、九三个月工作总结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二），中央档案馆、江西档案馆1988年编印，页238。
[39] 〈中共福建省委工作报告大纲〉（1933年10月2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505。
[40] 赣南省委通讯：〈于都在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中已经开始转变过来〉，《红色中华》（瑞金），第238期（1934年9月26日），版1。参见《红色中华》（复印本）第2册，页194。
[41] 江西省妇联编：《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86。
[42]《红色中华》（瑞金）第237期（1934年9月23日），版3。
[43] 聂云臻：〈与逃亡现象斗争的一年〉，红军总政治部：《红星》（瑞金）第56期（1934年8月1日），版7。参见《红星》（复印本），页94。
[44] 〈消灭逃跑现象来纪念“八一”〉，《红色中华》（瑞金）第217期（1934年7月21日），版2。参见《红色中华》（复印本）第2册，页152。
[45]《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89、304。
[46]《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92年编印，页107。
[47] 〈警钟——向着军区分区敲〉，《红星》（瑞金）第26期（1934年1月28日），版2。参见《红星》（复印本），页34。
[48] 董必武：〈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起来〉，《斗争》（瑞金）第61期（1934年5月26日），版4～5。参见《斗争》（复印本）第2册，页178～179。
[49] 《红星》（瑞金）第24期（1934年1月14日），版2。参见《红星》复印本，页30。
[50]《红色中华》（瑞金），第217期（1934年7月21日），版2。
[51]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1932年4月11日），《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页270。
[52] 洛甫（张闻天）：〈无情的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斗争》（瑞金），第49期（1934年3月2日），版6。参见《斗争》复印本，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1974年，第2册，页74。
[53]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北京）1981年第1期，页23～25、30。
[54] 李锐：〈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页26。
[55]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480。
[56] 《邱会作回忆录》上册，新世纪出版及传媒公司（香港）2011年，页139。
[57]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39。
[58]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册，“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等1968年编印（亦称“1968年汉版”），页2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北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页223。
[59] 袁伟：〈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沿革概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页328。《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90。
[6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年，页109。
[61] 冯兰瑞：〈“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炎黄春秋》（北京）2009年第1期，页10。
[62] 陈修良：《拒绝奴性》，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2年，页130。
[63] 《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60。
[64] 《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58。
[65] 马识途：《风雨人生》，《马识途文集》第9集（上），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147。
[66] 曹孟泉：〈回忆《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1938年2月～1939年7月）〉，《四川党史研究资料》（成都）1985年第1期，页13～16。
[67]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49。
[68] 《邱会作回忆录》上册，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1年，页112、119。
[69]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49。
[7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54。
[71]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56。
[72]  中共中央文献编委会：《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49。
[73] 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74～275。
[74] 王茂润主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页3。
[75] 袁伟：〈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沿革概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页346。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4/4/n1447458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