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传统中，“大义灭亲”并非社会提倡的美德，“亲亲相隐”才是。就是家人犯了罪，你不愿告发、不愿作证都是无罪的。你告发反而会被定罪。它甚至作为原则写进了刑律。从三国就出现，唐律开始定型，在各朝各代都有不同说法，大意都是相同的。因为传统社会历来重视以“孝悌”为核心的伦理，亲友关系作为个人最基本的社会纽带，牢固与否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如果连亲友都信不过，所有的道德关系都面临崩塌的危险。这个原则，在西方表述不同，精神却是一样的。

但近一百年，这个原则在中西方都遇到了大麻烦。

曾经和克格勃齐名的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这个组织的座右铭是“我们无处不在”。在全盛时期，在全国1800万人口中，安插了将近30万名告密者，为600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东德人中，每6.5人就有一名斯塔西线人。而臭名昭著的纳粹时期，也不过每2000人才有1名盖世太保。“斯塔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安排夫妻、父子、兄弟之间互相监视。

当然，利用告密来统治，并非“斯塔西”的创造。其实从商鞅变法开始，在古今中外的极权体制中，鼓励告密都是必不可少的牧民之术。因为运用暴力机器杀掉那些在明处的敌人固然痛快，但是人心隔肚皮，要消灭那些沉默的敌人，制造人人自危、互相检举的恐怖氛围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近代以苏俄为首的体制才是真正的开山之祖，诞生了一大堆靠告密成为英雄的人物。

比如苏联曾经有个著名的举报自己老爸的小英雄——巴甫列克，全盛时期整个苏联到处都有他的青铜塑像，他向组织揭发自己当村长的父亲，说他没有阶级立场，经常为了同情阶级敌人“富农”，私开证明信，让这些被流放到当地的人回到家乡。结果他的老爸被立即逮捕，消失在某个劳改营。而他也被愤怒的村民杀死，他的爷爷、奶奶、堂兄、教父还因此被当做嫌犯枪毙，唯有他，由此成为英雄。

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本来也是红色标兵中的一员。1942年参战，1944年还因勇敢作战获得两枚勋章并晋升为上尉。但他在1945年在给好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忍不住发牢骚，批评了斯大林，结果被好朋友告密，从前线押回后方，以“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被判处8年劳改，正是依据这段不堪的经历，他写出了不朽名著《古格拉群岛》。

其实要让一个正常人，撕裂天然的血缘关系和羞耻感，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之所以苏俄能够做到，就在于他们把阶级仇恨的洗脑和革命暴力的残酷结合起来，彻底摧毁了正常的人性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成批量的在一个国家中制造出人面兽心的新物种。更致命的还在于，他们往往通过宣扬颠倒是非的荣誉感，来让那些或卑微或卑劣的个体，把自我践踏、互相作恶看作高尚的革命事业，并从中找到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最终演变成为对苏俄体制和斯大林们的衷心热爱。所以即便是出卖亲人，也觉得是在做正确的、光荣的的事情。

作为苏俄的学生，这方面当然共产党肯定也不会落后。

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16岁的张红兵和父亲一起，对母亲方忠谋展开了大批判。起因是方忠谋质疑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还替刘少奇鸣不平。其实方忠谋本人也曾经是忠诚的战士，甚至为了争先进，检举揭发过自己当地下党的父亲。只是随着自己和丈夫被揪斗，女儿也丧命文革，这个母亲开始怀疑起了人生，最终在那一个夜晚爆发。一向深信“爹亲娘亲都不如毛主席亲”的张红兵不能忍受母亲对伟大领袖提出质疑，和母亲激烈争吵。

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本来也是一个受害者，可怜虫。作为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产阶级路线当权派”，经常被戴高帽游行、批斗，还连累妻子一起被批。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妻子对苦难提出反思和质疑的时候，居然第一时间威胁妻子：你就是阶级敌人，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

父子两人，唯恐口说无凭，甚至还让方忠谋把自己说的写下来，连夜举报。在举报信的末尾，是断绝夫妻关系、母子关系的声明。毫无悬念，还不到2个月，方忠谋就被作为“现行反革命犯”被枪决。

亲人都能够出卖，那师生、朋友就更不在话下。

文坛名宿舒芜上世纪四十年代刚出道时，被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坛“七月诗派”领袖胡风发现，不遗余力的提携，使得舒芜很快就在文坛崭露头角。因为胡风的文艺观属于“小资产阶级立场”，1951年文艺整风开始之后，胡风作为高层指定的标靶，在劫难逃。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并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舒芜作为门人，迅速递上了投名状。在组织的授意下，舒芜从1952年开始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重磅的认罪文章，以曾经的交情，现身说法，矛头直指“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为了配合《人民日报》对胡风的批判，舒芜甚至从老家翻出四十年代胡风给他的100多封信件，从中断章取义，编造成《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公开发表。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5天后随即被捕入狱。

胡风为此两度入狱，前后坐牢超过20年。所谓的胡风案前后共计2100余人受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被隔离审查的人中，就有大诗人聂绀弩。其实他也是揭发胡风的文艺大军中的一员，虽然和舒芜主动出卖不同，算是被迫的表态，但是他也没想到自己也被告密。

1957年，聂绀弩的老婆因为跟党提意见被被打成右派。聂绀弩被新旧账一起算，也划为右派，被遣送到北大荒黑龙江垦区“劳动改造”。回来之后难免牢骚满腹，经常找自己的好友，大名鼎鼎的漫画家黄苗子倾诉。他私底下写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诗作，往往也会第一时间给黄苗子分享。

不曾想到，他的这些话语都写进了黄苗子的《揭发材料》，这个漫画家的文笔确实差一点，但是居然懂得在一些重点字段上备注聂绀弩的语调、动作，以显示其反动之心，可谓也是用心良苦。由于他揭发的某些诗作公安机关的专政工具们看不懂，他还特意加以翻译和注释。聂绀弩给黄苗子赠送的诗作，最后大多数都成为自己被定罪的呈堂证供。最后坐牢11年，依托一个当年的国民党身份才和战犯们一起被特赦。

若不是这些档案被章诒和先生爆出来，恐怕如今黄苗子也可以安安静静的躺在美术的神殿里面享用冷猪肉了。

当然要说暗中背叛，束星北老人家最冤。

束星北先生号称“中国雷达之父”，早年毕业于麻省理工，是理论物理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就是他的学生。而且还不是最好的学生。他曾经认为最好的学生，叫做王镇皋。

束星北虽然名震天下，但是对知识份子热衷政治的行为极为反感，曾称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的学校。1957年反右开始因为提意见就被批判。1958年被定为“极右份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在此期间，为了监视束星北的动向，组织上就想起了他最欣赏，也是最信任的学生，王镇皋。他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就是担任恩师的助教。

这个原本在学术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天才，为了组织上允诺的职称、待遇，还有神秘的荣誉感，接受了这一任务，开始了对自己的恩师、包括山东大学的同事、学生长达二十多年的监视任务。在此期间，他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把“特务”生涯过的严肃认真，白天用心留意一言一行，每周撰写思想动向报告，定时自己的上线报告。即便因为这种疑神疑鬼的生活导致自己两次的婚姻失败，他都无怨无悔。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是“党的秘密工作者”，“没有害过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个学生”。

这个所谓的大好人，在文革结束后，为了提高待遇，向学校“评功摆好”，不小心公开了自己的特务生涯，结果从此声名狼藉，一败涂地。直到现在，这个被革命事业耽误的老朽，耿耿于怀的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至今都没有评上教授。

当然，告密者众也不乏张红兵、冯亦代这样，晚年幡然醒悟，勇敢的站出来，或陈述、或着文忏悔。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可以从残存的片段中，看出一个鲜血浸泡的无比荒诞的时代。

但大部分的人，都习惯于轻描淡写的把罪恶归结为“时代的错误”，希望在沉默中，可以安静的享用人血的馒头。即便被爆料出来，也少有道歉的。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不是人心败坏了世道，而是世道败坏了人心。这种看法是有很大问题的。它轻描淡写的抹去了源源不断产生罪恶的根源所在，也缺乏必要的人性反省，把脏水都泼给沉默的历史。而其实即便是在如此操蛋的世道中，也依然有那些闪光的人性在。被迫的沉默和胁从，和主动的出卖和鼓噪，那也是两回事。

当年武则天鼓励告密，手下的头号打手来俊臣有句名言：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一千多年过去，它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撕裂我们的记忆，这才是一个民族最深重的苦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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