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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海归们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图)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其对外传递的要建立民主国家的信息,吸引了大批在海外求学或已经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有着报国情怀的他们,遂放弃了国外的优越待遇,毅然回国,希望参加国家的建设,为祖国献一份力量。

而中共能在建政后短时间内掌握“两弹一星”技术,除了有苏联的帮助外,还主要依靠大多是从海外归来的23名科学家,当局将他们视为“两弹一星元勋”,这其中就有早期毕业于清华的钱学森、邓稼先、赵九章、王淦昌、钱三强、郭永怀、彭桓武等。为中共做出重大贡献的他们,在文革来临时,除了钱学森受到特别保护但不得不违心说假话外,其他人和他们家人的命运都相当不堪。有些人还被迫害致死。

如果回国的理工科“海归们”因为中共的需要,还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共的重视,个别人受到保护,那么那些学文科的“海归们”的遭遇则令人扼腕。徐方撰写的《干校札记》中就讲述了这样几位错信了中共而后悔不已的“老海归”。

哈佛经济学博士事业无成被抄家

汪友泉是15岁的徐方和母亲1970左右在河南信阳“五七干校”时的室友,彼时五十出头。据徐方描述,汪阿姨每天干完繁重的体力劳动,两只手都肿了,常常倒在床上唉声叹气。不过,她是个直性子,晚上躺在床上经常跟徐方聊天,徐方也因此了解了她的过往经历。

汪友泉和丈夫杨雪章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杨雪章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可以说事业有成。可他有化解不开的乡愁,曾说过“就冲在美国吃不到豆腐,无论如何也得回国!”50年代初,他们带着三个儿子回国。这下倒是能吃上豆腐了,可他的事业也就此终结。在中共治下,杨雪章只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凯恩斯主义》,里面充满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之词,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1964年,他患肾病去世。

与丈夫一样,汪友泉在美国留学时学的也是经济学,回国后到中科院经济所经济思想史组工作。虽然她的文笔很好,但却很难写出合乎当时要求的学术论文,只在1962年8月写过一篇《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汪友泉的学术生涯同样也戛然而止。

文革爆发后,汪友泉家被抄家,三个儿子经常被欺负。也因为文革,他们都没有上大学。1969年底,汪友泉随中科院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有一次,徐方和汪友泉在水塘边洗衣服,汪友泉提到了洗衣机,并告诉了生平第一次听说洗衣机的徐方,洗衣机大体的模样。谁知两人的闲聊被人汇报给了军宣队,军宣队指导员其后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有人到了干校还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说什么可以用机器洗衣裳。”汪友泉听了气的要死。她私下和徐方说:“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就是回国。”

文革结束后中共落实政策,汪友泉家被抄的东西可以被归还。汪友泉说别的都不要了,只要三个儿子的美国出生证。改革开放后不久,汪友泉就带着三个儿子一起去了美国,后来她定居在加拿大。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应该有98岁了。

联合国回来的哈佛女博士被耽误了一生并祸及后代

2012年1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一则讣告,称其经济研究所退休人员、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研究员关淑庄因病医治无效,于当年11月6日在美国逝世,享年93岁。

与汪友泉的丈夫杨雪章一样,关淑庄也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因为成绩优秀,还获得了哈佛经济学的“金钥匙奖”。她也得以毕业后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因为当时联合国中台湾的中华民国还代表着中国,因此,关淑庄实际上是为中华民国工作,而这成为了她后来的“罪状”。

关淑庄原本并不想回国的,因为她曾说过,自己所受的经济学方面的教育与大陆的是完全不同的。然而,1956年,在她的丈夫、先行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也是《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丁声树的劝说下,关淑庄带着女儿回到了中国。

据《干校札记》记述,关淑庄回国时,联合国秘书处专门打制了两个巨型木头包装箱,将她所有的箱子、家俱、钢琴都装了进去。托运的大木箱运到北京后,她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国家统计局,找来十轮大卡车和吊车将其运往三里河宿舍,结果把那一带的交通都阻塞了。后来统计局还征得他们同意,将大木箱拆掉,用那些上好的木材,打造了多套办公桌椅。

回国后的关淑庄的专业自然逐渐荒废了,也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20世纪八十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Hollis Chenery到经济所访问,见到了关淑庄。翻译过来帮忙时,Chenery笑着说:“我跟她之间哪里还需要翻译?”原来他曾经和关淑庄是在哈佛的同班同学,但几十年后再相见,两人的境遇已是天壤之别。

那么,回国后的关淑庄又遭遇了哪些磨难呢?文革爆发后,丁声树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游街。关淑庄亦受到牵连,1969年底,跟随经济所下放到“五七干校”。第二年,丁声树也来到干校。因为住在不同的集体宿舍,两人休息日见面时宿舍里的人都在,因此只能说一些台面上的话,比如“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啊”等等。

文革后期,丁声树又受到中共重用,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都有了提高。或许应该是被中共吓怕了,他们在给二十几岁的女儿丁炎找配偶时,开出了非常苛刻的十大条件,其中前两条是“共产党员”和“红五类出身”。结果真有一个清华的工农兵大学生符合条件,关淑庄夫妇非常满意。听从父母之命的丁炎很快与他结了婚,并生育了一个女儿。但没过几年,丁家的女婿露出了真面目,要求丁炎交出保有贵重物品的柜子钥匙。丁炎不从,就被暴打了一顿。最终两人离婚。

中共改革开放后,丁炎赴美国读书和深造,并留在了美国。其后,关淑庄也带着外孙女去了美国,直至去世。关淑庄的选择其实也是在无言地控诉:中共误了她的一生,也误了女儿的前半生。

其他海归们的遭遇

汪友泉和关淑庄的遭遇在“老海归”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与杨振宁为同学、并为室友的芝加哥大学海归孙世铮,于1949年满怀热情回国,并在中科院经济所工作。当时的领导说他学的经济计量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让他彻底忘掉,从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此后他一蹶不振,业务多年处于荒废状态,1984年出版过一本《经济计量学》,其成就与杨振宁相比是天差地别。

比如1955年回国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化学博士蒋锡夔,文革落下了颈椎顽疾,到后来只能坐轮椅上班。喜爱古典音乐的他和匹兹堡都堪大学化学硕士赵绵等,带回的唱片或者被红卫兵抄走,或者自行销毁。

比如1951年回国的美国俄亥俄大学物理博士虞福春,在文革中惨遭毒打,耳朵被打得整天耳鸣。

比如毕业于美国大学的江西安福“三才子”罗隆基、彭文应、王造时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其后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

再比如国民党降共将领傅作义的弟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傅作恭。在傅作义的劝说下,傅作恭从美国回到大陆从事水利建设,后到甘肃省任职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冲击,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并被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一头倒下,再也没能起来。傅作义知道后,泪流满面,却又无可奈何。
……

结语

错信了中共的“老海归们”,在经历了中共的暴风骤雨后,才明白自己上了怎样的大当,才明白自己这辈子做了怎样错误的选择。1957年“反右”运动后,几乎再也没有在西方国家留学的人回国。不是他们不爱国,而是残暴的中共让他们看清了中共的谎言。而中共的谎言迄今未休,只不过改头换面而已。试问,那些接受了西方民主教育的新海归们,有几个敢于公开批评中共的呢?

责任编辑:杨天龙

(看中国:http://kzg.io/gb3g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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