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大陆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发文《如此打工30年》，介绍了安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仇凤仙做的一项调查研究，揭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遭遇和命运。目前，文章已被删除。

由于中共的户籍制度，中国公民被分成农民和城镇人口两种身份，农民工是在城市工作但是具有农民身份的个体，由于没有城镇户籍，农民工不享有所有城镇居民所享退休和退休金，也没有医疗保障。

文章提到，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之下，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自由流动的权利。户籍制度是造成今天城乡分野主要原因。很多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体制都依附在户籍之上，也就造成了一系列流动人口问题。

没有退休

文章介绍，第一代农民工是指生于70年代前，在八九十年代进城打工的农民，不少人务工超过30年。北京一个小区的保洁员老赵，来北京打工23年，60岁时却没法退休，未来的养老金每月只有100多元，因此打算打工到70岁为止。

第一代农民工8600万余人，到晚年时情况和老赵大致相同。 老赵说，“我7年没有休假，一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2700。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情况，大家都是这样的。”

仇凤仙副教授做了一项研究，发了2500份问卷，访谈了200人，想知道第一代农民工老去后如何维生。问卷里设计了一个问题，“你打算什么时候停止工作？”问卷提供的备选年龄段达到了66岁到70岁，但选择“干到干不动为止”的占到了60.7%，还有76.1%的农民工说60岁不回家休息。

文章说，在报告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无数的老赵，他们中60.7%只能“干到干不动为止”；他们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即便如此微薄，也只有65%的人可以领到。

文章哀叹，他们在本该退休的年纪不得不继续努力工作，但结果是，他们既得不到老年生活所承诺他们的，譬如天伦之乐和医疗保障，也得不到工人应有的回报和尊严。

不敢看病

第一代农民工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了，他们面临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问题。不同于城市老年人日常出入医院开药，他们极少看病。

调研中，对于最担心的问题，61.4%的第一代农民工认为是“身体健康”，但仅有35%曾参加过体检， 63.4%在务工地城市看病0次；58%的人都“能忍则忍”，仅有11.8%选择去当地大医院看病。

一位芜湖的大厦保洁员，为了看病请了一天假，等回去干活时，公司就不要她了，说有人顶上了，从此她再不敢请病假。她64岁，腿脚不便，每天要负责把六层楼拖两遍，还要做其它区域的保洁。她月工资1800元。访谈时她正在拖地，每拖一层，都要停下来喘气。但她说没办法，只要不是当时要命的病，她都会拖到年底回家才去看 。

还有职业伤害带来的病痛，如铲水泥的工作肺气肿，扛包的工作造成的肌肉劳损，他们都选择忍受。

仇凤仙觉得，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留给他们最深的痕迹可能就是健康问题，“他们带着一身伤病，回到乡村，‍‍回到那个原点，但那个原点已经不是当时那个原点了”。

个人奋斗有用吗？

调研最终显示，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处境，决定命运的主要是社会因素。

在调研之前，仇凤仙曾预设这些农民工的命运和社会因素、个人因素都有关。但经过问卷和访谈，她发现这些人的个人情况都差不多，他们并非不努力，直到60岁退休年龄之后，他们依然谋求打工的机会。工地进不去，他们就去做日结工，凌晨4点在路边等招工的面包车。

但是努力好像是无用的。

这些农民工没有什么存款。接受调研的的人里，接近一半（41.22%）打工超过20年，但是超过一半（55.2%）存款不到5万元，他们挣到钱都寄回家里，供孩子上学，但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20%。

有些农民工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想让下一代不再重复打工的命运，但结果是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辍学了，63.5%的孩子成为了下一代农民工，读到大专及以上的不到20%，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仅5.1%，自己创业的仅2.9%。

仇凤仙最后在报告中，用“社会脆弱性”来描述他们面临的困境，即他们的处境和未来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政策的排斥性影响，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3/07/06/a1037445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