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粱启超有9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可谓“满门俊秀” ：

梁启超的长女思顺，生于广东新会，她自幼爱好诗词和音乐，从小梁启超就在家中教她读书，曾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梁启超的长子，著名建筑学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回国，早年入清华学堂学习，1924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他选择了当时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去创办了中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9･18”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从1931～1937年走遍了华北地区，到偏僻的乡村去探寻古代建筑。对所发现的古建筑，诸如五台山佛光寺（唐）、太原晋祠（宋）等，进行测绘、摄影、分析、研究鉴定，写出了有科学价值的调查报告。是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国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从此开拓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完成了他的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就在这个时期，他还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他除了本人的学术成就外，还培养了许多研究古建筑的人才。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缺乏建筑人才，因而又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于1946年赴美讲学及考察建筑教育。1947年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这时不少朋友劝说，共产党就要来了，建议他在美国工作，但他还是毅然回到了中国，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院士。

1949后他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1952年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55年他曾因提倡建筑的民族形式而受到批判，但于1959年糊里糊涂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他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他是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十年动乱中他受尽屈辱和折磨含冤去世。

梁启超的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生于澳门，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研究东亚考古。其间，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1931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秋季参加山东历城（今章邱）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1934年出版了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直至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半个世纪以前的创见。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躺在病床上主持着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

梁启超的三子思忠，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回国，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而去世，年仅25岁。

梁启超的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26～1930年间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0～1931年就读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立即投身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重返燕京大学，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长、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文革”中她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女儿、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并被毒打得遍体鳞伤。1976年被勒令退休，1978年复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她为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一生致力于西文编目工作，在这方面被公认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专家。北大图书馆的几十万种西文图书的目录都经她亲自编制或指导编制而成。这套目录是她一生心血的结晶，它的高质量受到国内外专家的交口称赞。她一生为校内外的教师、学者、青年学生、各行各业人员所解决的疑难问题真是不计其数。1980年，梁思庄以古稀之年，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梁启超的四子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作研究生，于1937年毕业。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职。1949年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任职，后改为国家工商管理局。他曾参与科学院经济所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1965年主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

梁启超的三女思懿，主要从事社会活动，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初念医预班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转入历史系。她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是“12･9”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后参加学生流亡队伍。1941年到美国学习美国历史，1949年她在太平洋彼岸得知中共建政的消息后立即回国。她先后在山东医学院、山东省妇联工作，后调到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此后一直从事对外友好联络，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梁启超的四女思宁，生于上海，早年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因日军轰炸学校而失学。

梁启超的五子思礼，也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生于北京，1941年当他17岁时随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接着在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初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负责起草运载火箭的长远规则。1956年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他是中共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三十多年里，思礼亲自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1964年实验成功的、自行设计第一个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使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完全脱离了仿制苏联的“框框”。他参加了1966年10月27日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这次实验的成功震惊了全世界。梁思礼还是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负责控制系统工作。在他主持下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获得了1985年科技进步特等奖。

他是航天事业的第一代人，也是当代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1987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同年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梁启超的子女们各有自己的成就，成为本行业的专家。他们都十分用功刻苦学习；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们学贯中西，善于把自己在国外所学的先进知识技术运用在祖国所需要的研究上；他们都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默默无闻的奉献。他们都不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2010年10月28日下午，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病逝。

梁从诫的一生，“薪火续传”着其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生命主旋律。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时代而生，只为奔向社会苦难而去。放眼过去的一百多年，梁氏家族的数代文人于中国的贡献，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用简单却又坚实的生命轨迹，一次次证解着文人的人生方程式。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20岁考上举人。当时朝廷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后为礼部尚书）李云端。李特别欣赏梁启超的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纯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李以为梁启超是个中年人。待当堂见面，才发现梁启超是个英俊少年，李考官当堂决定，将妹妹赐给梁启超为妻。梁启超毫无选择余地，只有叩头谢恩。

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随老师康有为出逃日本，在日本办报。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着龙袍称帝。梁启超对此坚决反对，动员学生蔡锷将军起兵讨袁。58岁时，梁因病逝世。

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时，有了儿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聪颖过人。当时美国倡议把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清廷赔款减退，为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用这笔“庚子款”建了“庚子学校”，专门培养中国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这所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拔去美国继续读建筑。1929年，他们学成返回中国，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抗战前，梁思成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当时月薪四百银元。当时四百银元相当值钱，因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北洋军阀政府其实很厚待文人。

“七･七”事变后，梁思成一家逃离北平。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房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长沙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一天，梁从诫问母亲林徽音，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逃？林徽音指着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梁从诫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她就是这样一位执拗、刚烈的女性，这种刚烈的性格给她一生带来了悲剧。

1947年底，第二次来美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梁思成夫妇还是回去了。然而好景不常，很快他们便与当局发生冲突，起因是拆北京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墙可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墙，环城长达四十公里，有七百年历史，元朝就开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达岭还早，可谓真砖真墙真古董。官方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坚决反对，认为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或者从给后人留点古迹的角度，都万万拆不得。

倔强的林徽音直闯当时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顿。彭真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这是毛泽东的指示。毛当时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

林徽音一次次打报告，找中央都无济于事，最后绝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楼，左右再各留五米墙，给后人一个纪念？但她的话和所有专家、学者们的一样，都一万句不顶一句，因为毛泽东的指示，在那个时候，就“一句顶一万句”了。

拆墙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开始了。那轰轰的推土机和铲车，像碾碎她的心。还有什么能比捣碎伟大的古迹更能让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更心痛！她未曾痊愈的肺病加重了，她的执拗使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一切。于是，生气、愤怒、痛苦。在又气又病的夹击下，于1955年溘然长逝。

怀抱一腔爱国热血的梁思成惊呆了，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更让他不可理解的事随之而来——横扫千军的文化大革命铺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游街，最后被赶出清华，下放到江西农场。1972年他死在那里。

梁从诫身上自小就显现出祖父和父亲的遗传与影响，他也聪明、好学、刻苦。22岁大学毕业，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后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

但文化大革命来了，作为一个名门后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梁从诫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后，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战争那么长：八年！专业完全荒废了，世界史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但他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素质，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八年后，他被允许返回北京，但没有单位要他。后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请他去做了编辑。他英语很好，1979、1980年，他有两次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邓小平做翻译。

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文人的人生道路。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

谈到三代人的不同，梁从诫曾悲怆地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梁从诫曾说：因为中国政治文化是不能听，也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文化。而他们三代人恰恰都说的当权者之外的声音，结果都遭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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