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哭故人，一世篷转水上萍，
绝技常救濒死鬼，多少难友忆先生。

1970年6月我在宜宾市南溪县省四监狱“劳动改造”井下挖煤炭，监狱医院缺少护工我被调去充数，想不到见到了十年前“415”筑路支队的故人车玉生医生。他是山东省文登县人，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与台湾柏杨同在山东乡村建设学院读书。抗日战争爆发，乡村建设学院被迫解散，车玉生参加了青干班（后来的中央干部学校），随国民革命军从山东到了重庆。1942年进入山东医学院（抗日时期校址在重庆）读书，毕业后在重庆公立医院当医生，立下三个志愿：不问政治、不出风头、不谈恋爱，一心服务人群。凡漂亮的女人来治医，他总规规矩矩目不斜视，特别见到漂亮的母亲更是规矩。是位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很有名望的骨科专家。手里的那把手术刀，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的性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蒋介石终于斗不过狡诈多变的毛泽东，节节败退南京、广州、重庆。1949年共军攻占南京前夕，他的同学桂永清已是海军司令，要他去海军医院服务，他严词予以拒绝。原因是原中央训练团有个姓李的医生专程来看他，向他说：国民党独裁专横，仇视民主自由，必然完蛋。共产党为民为国，你能留下来是“三生有幸”（指医生、先生、学生）。你是医生，就凭手中那把手术刀，共产党也会优待你的。你是他们最需要的人材，无须去台湾。就这样他留在了大陆。

中共建政后，这所公立医院更名为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原七星岗金汤街重庆市市民医院），他出任了外科主治医生。春风得意，信马由缰，积极工作，潜心为人治病。不久与同在一个医院搞内科的女医生结婚，很快有了孩子。那时住院医生在工作期间不能带孩子，他马上动员妻子离开医院到一家非正式的医院去工作。由于他以身作则，事事带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谁知这样拥护共产党，热爱专业，严守规矩医生的他，竟然在1958年医院“反右斗争”后期划成右派，而且是极右。倒不是他说了些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是医院没有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任务。他是“伪军官”，留用人员，不补他当右派又能补谁？

“阶级斗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在劫难逃啊！极右的处理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到了415筑路支队。415筑路支队在云南省盐津县修筑内（江）昆（明）铁路，几十个中队万多人马，成日在荒山狭谷里开山放炮，架桥修路。这支筑路大军多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读书人，工伤人死时有发生。筑路支队没有医院，没有过硬的外科手术医生，支队头目瞄准了他：负责组建野战医院。

也许出于立功，也许出于医生职责，他二话没说，立即带着一批医术不甚精湛的劳教分子，在那一片丛山峻岭的山谷里伐木砍竹搭建工棚，挑砖寻瓦修弥医院。没有手术工具自制，设有手术室自搭。没有多久时间，一座因漏就简实用有效的医院落成开张。自此，有多少修路负伤的右派份子，经他抢救免去了残废的痛苦；又有多少濒临死亡的难友，经他手术后而获得生命！他的大名在筑路支队各个中队传诵，被难友尊称为“生命之神”。

我们在这里相处近两年，私下里无话不说。他不但告诉我许多医学知识，还告诉我许多做人的道理。记得有次中队一个木匠在干活的时候突然倒地死亡，送来医院检查，经他详细检查后得出的结论心肌梗塞，为猝死。他告诉我猝死最多见于心肌梗塞和脑梗。脑梗，民间叫中风，有时很难辨认。其实很简单，只要问病人几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辨认出来：1、要求患者笑一下，2、要求患者说一句简单的句子，如今天天气晴朗，3、要求患者举起双手，4、或伸出舌头，如果舌头“弯曲”或偏向一边，就是中风的征兆。患者如果有任何一个动作做不来，就要立刻送到医院急救。说到毛泽东和蒋介石，他说毛泽东比蒋介石坏一百倍一千倍，蒋介石基本上让人吃饱穿暖，允许老百姓讲点民主自由。毛泽东用饥饿加枪炮，监狱加屠杀治理国家，屠杀人民。

一次谈到往事，他笑着说：晓枫，你不是传统文人。传统文人喜欢讲“饿死事小，失节是大”，你从不管这些，饿了敢去窃粮偷猪，以致逃跑反抗。我道：饿了不偷除非是傻子。

再一次谈到“马盟事件”，他说这个问题无论真与假，命题就是错误的。中国近百年的祸根始于马列主义。因为这个主义的核心是空想，不惜牺牲千百万人利益来实现乌托邦的社会蓝图。而这个蓝图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编者注：实则是建立马列党独有制）。私有制是不能消灭的，如果消灭了社会再没有前进的动力。三年大饥荒（编者注：1959年～1961年，因中共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造成全国数千万人饿死。中共官方至今谎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为什么饿死这么多人，就是这个主义所建立起来的领袖独裁政体。要是周居正、杨应生得逞了，又是个新的独裁，受罪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如果那个“联盟”纯是子虚乌有就死得太寃了。当面对你的是堵铜墙铁壁，拳头是打不倒的，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要耐心等呀！我同意你“长江谣”的观点。“长江谣”是我写在肚里的一首诗：岁月烟波大江东，多少豪杰济世穷，春花一闪千层浪，人民几曾幸福中？

再谈到他被定性为反革命判刑一事，感到莫大的愤慨。他说，中共治下的国家极其荒诞，用怪物或怪兽来比喻一点不为过。这个国家不断用“阶级斗争”制造假想之敌，不断把善良的百姓投进监狱，投进劳动队。只要你一当成了“专政对象”，就再也翻不到身了，只能当一生一世的奴隶。既能为他们创造财富，又能作为样板威摄其它反抗者，这就是毛泽东统治压迫人民的手段。

1964年他摘掉“右派帽子”，本应回到重庆，中共就是不放他回家，强行留队就业。他无声无息只好认命，诚惶诚恐不敢越雷池一步。1965年415筑路支队转赴宜宾修筑宜（宾）珙（县）铁路，第二年毛泽东为打倒政敌刘少奇，发动了始无前例的无产阶阶文化大革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毛泽东置对方于死地最毒辣一手，就是借用群众力量把人妖魔化，污你是什么什么的，谁不认同谁就是阶级敌人。他心里有气没紧闭嘴巴，一晚在政治时事学习会上，说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是瞎编乱造的胡扯，为此招来批判斗争。狱吏骂他思想反动，仇恨革命，甘当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证据就是他“不吃辣椒”。因为辣椒是红的，红代表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的每个细胞都是反动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所以不吃辣椒。就这样把他抓进监狱，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不足一月，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79年他无罪释放回到医院重操旧业，1980年我“平反”回到报社再当记者。1982年他出差成都办事曾来报社看望我，十分痛心地说：六十岁的人了，干起外科医生来已力不重心，记者却是年岁愈大愈有经验。老弟啊！希望你把我们过去的苦难写出来，告诉更多更多的人。

1993年我在北京办公司，他和李仲言、连加卫三人北上做客，在我家里住了近半月时间。为纪念反右斗争50周年纪念，2006年为写415筑路支队难友们苦难，我和太太专程去重庆拜望他和访问他。在他走前的2010年12月25日，我从成都专程去重庆看望他。那晚同去的有重庆难友蒋文阳、林宪君。他在重病中卧床不起，神智早不清醒，可对我记得清楚，迷迷糊糊说：铁流，你板眼最多，在我们中最值得佩服的人。回京后不久难友罗铁夫发来恶耗说他西去。悲痛中的我写下一首小诗凭悼：

生不逢时哭故人，一世篷转水上萍，
绝技常救濒死鬼，多少难友忆先生。

难友罗铁夫赶写一篇文章《怀念难友车玉生老师》，对他一生做了详尽的叙述，我将此文刊发在《往事微痕》67期上，让他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里。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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