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广为宣传的爆发于1919年所谓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笔者在《并未救国的五四运动只是胡闹而已》一文中业已指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发展毫无益处 ，除了给礼仪之邦的中国留下了暴力的范例，其唯一的后果就是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契机。正如香港学者冯学荣所言：“五四运动，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一场胡闹，仅此而已。

当年的大知识分子梁漱溟也曾发表社论、谴责大学生的暴力行为。他一方面觉得应该支持这样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提到这些学生无论出发点是什么，还是犯法了。他表示，我们不应该在爱国的名号之下，做自己任意想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他提到：“我宁愿这些学生去自首，去蹲他的监牢，如果政府可以特赦当然更好”，“如果我是这些学生，我宁愿真的坐这个牢，因为我确实犯了错”。

而在这场运动中，引发全国各界激烈反响并导致抗议升级的直接导火索是北大学生郭钦光之死，他也是五四运动中唯一死去的学生，是以被称为五四“第一烈士”。然而，将他的死亡与五四运动直接联系在一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策略。

来自海南的寒门学子

根据百度百科，1895年出生在海南一个贫困家庭的郭钦光，小时候因家贫无钱上学，经常到学堂旁听先生讲课，所幸有个在乡间教书的舅舅陈宜德，将他带在身边读书。12岁小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几年后前往广州，考入广东初级师范学校。

在校期间，他十分关心国事，时常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看法。1915年，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郭钦光不顾当局的压制，以学界的名义与各校学生在广州东园召开“国耻大会”，并亲自登台演讲。因情绪激动，他当场呕血。可见此时他就已经有了病根。

1916年夏天，从广东师范毕业的郭钦光回到乡里。一天，设在龙尾塘村附近郭家祠堂里的学校，遭到了一队20多人的乡团的骚扰。原来，这些团丁到处敲诈勒索，当地村民同心协力，抗交钱粮，恼羞成怒的团丁便准备烧毁学校。当时在场的郭钦光义正辞严地喝斥道：“学校乃培育贤能圣地，它有何罪而遭其火焚？你们有权有势，刀枪在手，本事大，可要讲点良心，讲点仁义道德呀！”团丁们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掉了。

丧命京城

1917年夏天，儿子郭贻海刚满一岁，郭钦光便在兄长和乡亲的资助下，去北京求学，就读于北京大学文预科。

当时的大背景是：日本趁一战，对德国宣战，并占领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取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一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会议，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已然在山东经营的日本，而北洋政府代表则表示，作为战胜国，依据中日1915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民四条约》，被日本控制的青岛，应该归还给中国。民国北京政府还提出给日本补偿，支付其出兵青岛（打德军）的军费开支，但遭到了日本、美国、英国等的拒绝。

无奈之下的民国北京政府密电谈判代表、外长陆征祥可以签约。得知密电消息的“国联同志会理事”林长民，立即写下《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1919年5月2日刊登到当时北京的主流报纸之一《晨报》上，称：“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一些得知消息的北大学生遂联合北京十三所高校三千多名学生于5月4日上街示威游行。当日下午1点钟，学生们汇集在天安门，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并要求惩办亲日派高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

高呼著口号的学生先是到了使馆区、向外国使馆提交了《陈情书》，但却没得到任何回应。愤怒的学生遂转而奔向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赵家楼。曹汝霖在家躲避。秉承“要文明对待学生”的警察们想出了在曹家大门贴封条的办法，来阻挡学生。因为撕毁政府的封条就是犯法。

但是愤怒的学生仗着人多势众，不但冲破了政府的封条，冲进了曹家，还有学生拿起石块砸向曹汝霖的老父亲，幸被一丫环挺身挡住。未己，找不到曹汝霖的学生遂放火烧掉了曹家，这就是令人震惊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曹家起火后，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被迫逃了出来。因被学生误作是曹汝霖，被学生们围殴。章宗祥被打成了脑震荡。

章宗祥在场的另一朋友丁士源，质问旁观的警察：“学生们都动手打人了！这不叫行使民主权利！这叫行凶！你们当警察的，怎么还不管一管？！”警察们由于上面有令，纷纷扭头不理。好在北京市警察局长吴炳湘及时赶到，大喝一声，学生们才轰然逃散。行凶者被抓到的，没有几个。其后警察逮捕了32名学生，包括20名北大学生。

在这场闹剧中，郭钦光也不顾劝阻，抱病参加了游行活动。参加活动后，于5月7日吐血而亡，时年24岁。有意思的是，1995年，他被中共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真正的死因和“策略说”

关于郭钦光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一说是被打死的，一说是病死的。

1923年5月5日出版的《学生杂志》第十卷第五号上的《五四运动史》一文中写道：“中有郭钦光君，素性爱国，此次运动，奋不顾身，追击国贼；听说同学被捕的有这许多，气到呕血；过了二天，竟至去世。”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郭钦光也参与了“追击国贼”，或许火烧赵家楼他也在其中。而其死因是“气到呕血”，并未提到是被打致伤而死的。虽然其爱国真情可嘉，但如果他也在曹家参与了行凶、打人，那么他也是有违法行为的。

再看1950年后客居台湾的澄迈籍乡亲王家槐撰述的《海南近志》中所言：“留京学生文昌郭钦光于五月四日，参加各校学生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占据青岛事件，与军警冲突，谓郭钦光因伤致死。”“所传郭钦光致死之由，盖在军警学生冲突时受伤云。”词句中的之意“所传”等字眼，有“听说”“传闻”的意思，透露出对郭钦光“因伤致死”的不确定态度。

另据美国汉学家、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舒衡哲于1984年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其中有这样一段话：“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游行，无一人被杀。警察受命保持和平中立并维持秩序；只有一个北大学生郭勤光（翻译有误，应为郭钦光），因‘受伤及疲劳过度’（此语引自周策纵的《五四运动》一书），几天后死去。”

而当时北大学生领袖之一、也是五四运动的积极组织者的罗家伦在民国二十年口述的文章《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对郭钦光之死的记述如下：

被打的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候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订下个策略。北大学生狄君武提议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人，当众痛哭郭烈士。

结语

综合各方回忆，笔者认为郭钦光被打死的可能性非常小，亲历五四运动的罗家伦的“策略说”应该是存在的。一方面，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却依旧参与抗议，乃至参与暴力行动，郭钦光的殒命也就怨不得他人了。

另一方面，烧了政府总长的房子，重伤了驻日公使，怎么看都是违法的，怎么办才好呢？于是死于肺病的郭钦光成为北大学生为自己开脱的挡箭牌。极有可能是在受中共影响的北大学生的策划下，郭钦光因爱国而离世的消息被广为散播，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追悼会，按照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说法“一个五四烈士就诞生了。追悼会与鲜花，日日上扬。”历史的赝品就这样出炉了。各地还为此出现了更多的抗议活动，而其与北大学生打人等违法行径却在“爱国”的名义下被忽略了。

令人慨叹的是，面对学生的过激行动，北洋军阀政府并没有惩罚学生，反而听取民意，撤了曹、章、陆三个亲日派高官的职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将被抓捕的学生释放回家。龙应台在《天长地久》中曾提到，彼时学生们却拒绝出狱，因为一出狱，紧张对峙的氛围就没有了，而运动需要对峙氛围的加温。到了次日，军警来哀求学生出狱。罗家伦说，车子来接学生回家，一个总务处长对学生打躬作揖说：“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

不过，貌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并没有解决青岛问题，直到1921年在由美国牵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迫使日本签署了旨在“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经济利益各国均沾”的《九国公约》，日本才被迫同意与中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签约之后，日本从青岛撤军、回国，把青岛还给了中国。也就是说，青岛的回归，是民国政府利用了西方国家间的矛盾达成的，与五四运动没有必然的关联。

至于郭钦光，也在这段胡闹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却因为生命的戛然而止，成为了一个被利用的角色。是悲剧还是闹剧？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9/6/n1069596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