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的民族大灾难（中）

朱开阳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接上文：庐山会议后的民族大灾难（上）

毛泽东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

北戴河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心情沉重，一脸病容，他发表了短简讲话，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脱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委员、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理军事和国际共运。他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鉴于在庐山会议后出现的问题，在一次常委工作会议上，朱德提出应替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会议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打圆场说：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下大难再说。

7月31日，邓小平在会议上宣布：“最近主席恐怕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只是有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毛泽东说：“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饿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万百计度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到杭州养病。他心情很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说话，饭量大减，也睡不好觉。国际上有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支持中共路线的党不多，在国内，由于他坚持反右倾、大跃进运动的失败，造成全国农村饥荒、饿死人，怨声载道。他感到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威信，出现严重危机。

林彪出面“救”毛泽东

1960年9月，林彪出面“挽救”毛泽东。

林彪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作出拥护毛泽东的决议。他吹捧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4]

林彪还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顶峰。”

1960年12月21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军委决议写了一个批示：“决议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中央认为，决议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和适时的。中央批准这个决议，希望能定期检查、贯彻执行。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他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可以发给地委以上的机关阅读。”

这一反常情况的出现，引起理论界、思想界舆论大哗。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二人物刘少奇。别人只能紧跟，不能超越。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些年来一直只提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宣称，他要继续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林彪突然以军委扩大会议的名义，搞了一个超越八大、超越党章的文件，等于从刘少奇手中抢走了个人崇拜的大旗。

在林彪和几百万军队的威慑下，没有人再敢翻腾“三面红旗”的错误，没有人再敢追究饿死人的责任。从此，林彪和军队处处主动，经常受毛泽东表扬；刘少奇和党政系统处处被动，经常挨毛泽东批评，而且愈来愈严厉。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信阳事件

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信阳专区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达几百万之多，大家十分震惊。

信阳事件的材料，26日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5] 他又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责成周恩来起草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称为十二条）。根据毛批示，中共中央派出由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为首的几十人组成的工作组来到河南，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率领庞大的工作组到河南。中央工作组根据毛的批示，给信阳事件定调子，指出：信阳事件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漏网地主、富农大批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所造成的，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把领导权夺过来。

信阳事件第一责任人是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路宪文领导的遂平县，建立了受到毛高度赞扬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然后粮食产量“放卫星”、大炼钢铁、大办食堂、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瞒产，继续跃进，无一不走在全国前面，多次受到毛的表扬。如今被中央工作组定性，这些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好干部”一夜之间被定性为混进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漏网地主和富农。

信阳事件曝光后，吴芝圃下令逮捕路宪文和信阳地区16个县县委第一书记和县长，撤职查办下面的干部983人，逮捕法办275人，并将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改组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改组后的信阳地委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说：“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坏人当权，饿死了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为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信阳地委报告还说：“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斗争坏人坏事，彻底打倒阶级敌人，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舆论中心，街谈巷议，奔走相告。群众说：‘毛主席知道了，派干部来了’。‘真共产党回来了，老八路回来了！’”

毛泽东接到信阳地委的报告如获至宝，于1960年12月30日批发全国：“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县社都应照此执行。” [6] 在全国掀起了民主革命补课的阶级斗争。

吴芝圃炮制信阳地委报告这一“功”，抵了饿死294万人的罪。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吴芝圃灰溜溜坐在后排。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当着中央和各省大员的面高声喊道：“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在前面来嘛！要看到光明啊！”这样，吴芝圃保住了中央委员，不久，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省

河南省并不是饿死人最多的，整个大跃进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省。据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在文章所述：“四川省饿死人超过1,000万。”

廖在文中指：“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的‘注积’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约为1,000万。”“实际上恐怕不止此数。”廖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从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有的地方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江北、涪陵、雅安地区都有饿死人的报告。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还要多出250万。”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副书记杨尚昆听了廖的汇报，并查对办公厅保存的材料，同意死亡数字为1,000万。

据温江专区崇庆县离休干部郑大军回忆：“1960年我任县农村工作组副组长到东阳公社二大队公共食堂检查工作。那天县工作组到食堂看到社员领取一勺糠米粥，社员喝完后坐在地上舔碗。一会儿，队长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于是社员起立鼓掌，一致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一连喊三遍，就有五六人因消耗元气过度，倒地昏厥过去。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碗；或者清水野菜，撒几把米糠进锅搅匀。广大社员只好上山找食物，捞著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蚯蚓、地蚕，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着铲回家，挖观音土用来充饥。生产五大队一队，全队共82户、491口人，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女孩48名，占全队同龄女童人数91%。有的户，老人死了，就偷偷地把头、脚、五脏埋了，把肉割下来煮熟吃了。83%的家庭有吃人史。”

廖伯康在《我向中央讲实情》文章中说：“四川饿死人那么多，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谁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

原温江地委副书记宋文斌回顾说：“那是一个政治高压的恐怖时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最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会惹出大祸。”“那时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不敢去看，你为什么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级一级都在竭尽权力抹杀事实真相。”在“一个不清醒的领导眼里，只会有面目全非的哈哈镜世界”。

在整个大跃进期间，没有人敢向中央告状，就是有人写了信，也被邮局扣住追查，李井泉一手遮天。一直到1962年7月，经邓小平同意，派廖伯康等70名干部回四川老家调查，后被省委发现向中央反映情况，立即下令追查，把反映意见的有关人员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廖伯康给予留党察两年处分，重庆市委副秘书长李止明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重庆市团委副书记于克书、赵济被撤销团市委副书记职务。

四川饿死1,000万人以上，但清查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罪行时，他毫不回避自己的过失，而且他气粗腰杆硬，严令禁止向中央反映真情，不给毛制定的政策抹黑，维护毛的“伟大”形象。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毛任命李井泉为批判彭德怀的西北大组组长，对他充分信任，视他为知己。李井泉坚决封锁四川饿死人的惨情，不让毛的声誉受到伤害，是为了报答毛的知遇之恩。1960年9月，四川问题开始暴露，毛又任命李井泉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掌管云、贵、川三省的西南王，逃避了惩罚。（未完待续）

注释：

[4] 《毛泽东传》（下）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5月21日，第1098页。

[5] 毛泽东批件，1960年10月26日。

[6]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上卷，香港书作坊出版，2009年，第362页。#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7/7/25/n94629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