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山

编者按：目前中共党史定调：刘少奇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而在公开审理林彪集团成员和“四人帮”时，并没有找出与此有关的确凿证据。面对害死刘少奇的罪责指控，江青在法庭上说：“这是党中央的决议”，“不是我”。与官方公开叙述不同的是，多方知情人证实：对刘少奇定罪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周恩来，是周恩来帮助毛泽东除掉了刘少奇。

专案组刑讯逼供制造伪证

1967年3月10日，毛泽东覆信章士钊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宣缓刑。”这里“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复杂”。[1]

1967年3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20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1967年5月到1968年10月，“专案组”集中力量查办“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

据林彪“四大金刚”之一吴法宪临终前出版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一书中披露：“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被捕时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著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比如在中央专案组‘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主管王光美专案的是陈伯达……”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2]但最后，所有关于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能否上报，都是由组长周恩来决定。

专案组将刘少奇被捕过程的知情人都抓起来，采用刑讯逼供、断章取义、弄虚作假等极端手法，制造出大批伪证材料。而对否认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材料，或当事人推翻过去因逼供而被迫提供伪证的声明（如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人在残酷逼供下被迫写过刘少奇自首变节的伪证，以后多次书面或口头否认不真实口供的声明），全部扣下不报。据此，诬陷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曾叛变“共产革命”，充当了内奸、工贼。

为证明1929年刘少奇在满洲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洲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大突破对象。专案组的肖孟当时参与过对孟用潜的审讯。据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就这样，经连续7天日夜突击审讯，孟用潜做了违心交代。但他事后20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下“集体创作”的。这些翻供的申诉材料最后都被扣押和销毁，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因为孟用潜一再翻供，他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被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涉嫌刘少奇冤案被错判的案件有22,057起，受牵连被刑事处罚的达28,000余人，其刘少奇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是难以计数。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王世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1956年8月，河北师范专科学校扩建为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等人，更是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被专案组逼死。张重一和刘少奇、王光美互相并不熟悉，“甚至连话都没讲过”。[3]

刘少奇惨死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谈到刘少奇的所谓“叛徒”问题。1967年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菲特·穆希（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派到中国的语言专家）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4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1936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4]

1968年5月20日，毛听了江青汇报后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5]

1968年7月9日，刘少奇病情恶化，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时，才有从医院调来的专家对其进行会诊抢救。而抢救的目的，则是“保存活证据”。据事后资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

根据严家其所著《文革十年史》一书中记述当时的刘少奇：“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汪东兴突然拿了一份材料到中央文革碰头会，说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依据这份材料，刘少奇被安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等一大堆帽子。然后由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编写了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最后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10月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0月18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968年11月24日，刘少奇70岁生日这一天，被告知自己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69年10月17日晚，刘少奇躺在担架上，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抬上去开封的飞机。因为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他套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只用被子一裹。

到开封不久，刘少奇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北京专案组派来的特派员早已命令护士不许给他用药了。由于着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终年71岁。

13日午夜，刘少奇被秘密火化。此后多年，他的几个子女多方打听父亲的死因后得知，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开封的一个火葬场接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单上，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家属签字处写着：刘原。

周恩来亲笔写下对刘少奇的定罪结论

与公开的中共官方叙述不同的是，多方知情人证实：刘少奇定罪主要决定性作用的是周恩来。

据《新史记》第7期文章，研究文革历史的专家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周恩来并没有送给毛泽东看。

原水电部副部长李锐披露，大约在1983年至1984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他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一份是由江青草拟，一份则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定罪结论，共有四条，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是按周恩来亲笔拟出的结论定调子。

曾经是中央项目组成员的某位将军的儿子披露，周恩来在有关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的批示是“此人该杀”；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后来也承认：有此事，大意如此，实为“刘贼该杀”。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中记述：

1968年9月25日，周执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不仅如此，周氏知道在刘的问题上，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一次考验，江青不过是毛的传声筒，他只有按照江青的口径表态，才能过关。为此，他在刘少奇被捕叛变“罪证材料”的传阅件上也批了一大篇话，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回应江青。

他写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著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据专家李扬称：1967年周恩来把刘少奇的材料报上去后，毛泽东亲笔批示：

“有病治病，给九大留活靶子。”

林彪批示：“刘少奇罪大恶极，叛变革命、叛变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周恩来批示：“坚决按照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办，给革命群众留下批斗、教育的活靶子。”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死后。毛泽东的口头批示：“自作孽、不可活。”

林彪批示：“骨朽人间骂未销，烧掉。”

周恩来批示：“照林副主席说的办，以火焚之。”

2016年6月25日，法广刊发题为《文革中的周恩来》的文章披露，文革期间，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帮助毛泽东干成了毛想干而干不成的事。

但在目前公开的中共党史记载中，写的是林彪、“四人帮”将国家主席刘少奇迫害致死。

评语：

中共的高官，没有几个人不曾被运动整过，也没有几个没整过别人。因为，中共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注定了它必定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发展。

正如BBC的一篇报导指出：“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内的受害者经常先是迫害者，后来才成为受害者，他们曾为最后迫害他们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

刘少奇是中共党文化、整人运动的始作俑者，历次整人、思想改造、造神运动的决策者、推动者、参与者，作为不断丰富、壮大党文化的干将，刘少奇最后被自己亲手创建的党文化吞噬，成为党文化斗争哲学的殉葬品。

注释：

[1]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信，1967年3月10日
[2]谢富治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告批语，1968年2月26日
[3]《小康》、《今晚报》引自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
[4]毛泽东同万捷尔、缪菲特谈话记录，1967年8月26日。
[5]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7/9/1/n95896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