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网络流传一个段子，说的是中共现在抢钱的七种手段， 具体包括：一、印钱，这叫货币发行；二、让挣钱的人交钱，这叫抽税；三、让花钱的人交钱，这叫纳税；四、把别人的钱集中起来花，这叫财政；五、想挣钱的人必须经中共许可才能挣钱，这叫牌照；六、过路人必须留下买路钱，这叫收路桥费；八、不按以上方式玩的靠边站、抓起来，这叫政策法规。

还别说真是入木三分。不过，与之前中共赤裸裸的抢钱相比，中共现在的抢钱方式还加了些许遮羞布，但本质是一点没变。现在很多中国人不知晓的是，中共从其1921年建立起，直到中共1949年篡政，发展壮大的经费除了来自苏共主子主导的共产国际给的外，就是靠骗、靠勒索、靠抢，靠种植贩卖毒品鸦片。

比如1923年，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苏联的档案资料也显示，中共在1928年的“六大”后，苏俄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每年在60万元以上。

此外，2011年5月1日发表在《湖州晚报》上的作者为徐元宫、题目为《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一文，除了重申中共成立初期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外，还依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和当事人回忆，披露了经费的来源，包括掠夺来的珠宝、钻石等。

比如2011年5月6日，中共《人民日报》官方网站刊登了一篇题目为《陈毅述红军筹款秘诀：贴条子勒索豪绅 不给钱就烧房子》的文章，这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于1929年在上海向中共中央作的书面报告。报告称，1928年初，毛上井冈山后，因国军不断围剿导致给养困难，因此逃离井冈山，四处游荡。每到一地，毛的红军都要张贴标语，宣传共产思想，同时向当地富户“筹款”。

文章称，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富户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身上。筹款的方式有：一、城市筹款。红军在城市，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洽），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红军每写信到临县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二、勒索富户。如果没抓到富户或其家人，就估计其房屋价格并在其房屋上贴一张罚款的条子，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警告。据说，这个方法很有效，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三是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其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此外，奖励来报告富户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

在2002年中共地方党委编纂的《芗江风云》一书中也记载了中共红军对商户、富户的勒索。1932年毛随红军东路军入闽，打进漳州后，红军负责筹款的毛泽覃提议按资金多少来定“捐款”数额，由商会评议，定出各途（行业）商户应“捐助”的数额，指派专人收集，每日集中点缴。筹款人员持红军发的证件上街，确保人身安全。“捐款”的商户，红军发凭证，上写“筹款交清，给予保护”八字，贴在店门口。此举与土匪、黑社会收取保护费并无两样。

《九评共产党》也披露，曾任中共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当年就率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还有在中共党史上，被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称为“飞将军”的黄公略，曾盘踞在湘鄂赣一带。台湾史料显示，黄公略在湘东二年，杀人不下五万，每攻破一座城，就尽掠富农商人小资产者而走，苛其刑罚，限期勒索，但无论是否收到赎金，人质都要被杀死。

今天要说的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近八十年前，中共地方武装居然因为缺钱，直接抢劫银行，而且中共党史不以为耻，还公开炫耀，被抢的银行也成为了红色旅游景点。能如此不知羞耻的，中共应该是天下独一份。

这桩武装抢银行的事件发生在1944年的福建莆田，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莆田系医院”的老巢。根据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共闽浙赣边区史》中所载的“奇袭涵江交通银行”部分，可知1941年到1943年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闽北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三次围剿，打得中共地方势力是无处藏身，经济出现了困难。1943年冬，中共福建省委从闽北转移到闽中。

光靠什么主义和口号，没有钱，没有粮食，中共就无法招兵买马，无法生存下去。而且在中华民国辖区内，中共福建省委也不敢公开筹款、勒索富户。怎么办？抢银行！

1944年1月16日，福建省委针对国民政府的围剿，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具体对策》的指示，要求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全党动员，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省委书记曾镜冰在整风会议上布置会后两个月的工作计划时，再次提出了打通全省交通线和筹钱筹粮的两大任务。

中共抢劫犯之所以将目标定在银行，是因为2月，中共福建省委获得情报称“国民党中央要派人到莆田涵江银行查库”。于是省委指示闽中特委要把握时机，尽可能袭击涵江银行。

涵江是莆田历史上的商贸重镇，有“小上海”的美誉。它位于木兰溪下游平原，濒临兴化湾，商贸发达，也是福州经莆田、泉州到达厦门、广东的重要交通要道。涵江交通银行位于莆田市涵江区涵西街道保尾路23号，1997年在旧城改造中被拆毁。在同一条街上，还有“中国农民银行”和“福建银行”。

中共福建省委“抢银行”的命令下达后，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与闽中特委副书记蔡文焕等人反复讨论如何袭击银行，而且要在国民政府要员来查库前行动，名义是“向国民党银行拿钱”。那么，中共为何要选择突袭交通银行呢？

原来，彼时驻扎在涵江的中华民国武装部队有省保安团、盐兵大队、县自卫队和警察600多人，大多驻扎在涵江街的东头。此外还有便衣四处活动。三家银行中只有交通银行驻扎在西街道保尾路上，离国军的驻地偏远。中共需要趁其不备，来夺走交通银行的库银，这与不少劫匪的行动一样。

根据莆田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资料和相关会议回忆文章，这次抢劫有内鬼相助。这个内鬼就是在银行工作的地下党员蔡木耳。中共闽中特委先派蔡木耳利用在银行的合法身份，掌握银行的营业时间、金库位置、行警人数、行长的长相等内部情况。在拿到相关情报后，特委分析研究后认为无法强攻，只能偷袭。

于是，在1944年2月29日下午，黄国璋化装冒充成国民政府稽查大员，穿着国军军官服，拿著名片，坐在竹椅上，由两名游击队员赖起隆、兰炳雄化装成“轿夫”抬着轿子招摇过市。其他人也穿上预先准备好的国军军服，跟在后面大摇大摆到银行突击稽查。

与此同时，另一波人蔡文焕等冒充换汇票的客户提前混入银行，还有4人埋伏在市中心靠近银行附近的一家饭店中，负责监视和阻击从东面救援的国军，游击队员黄梅英负责担任两边联络。

下午4点半，银行铁门刚刚关上，职员们正在紧张有序结账时，这时从小门混入银行的蔡文焕等人出其不意地下了两名行警的短枪，并命令他们抱头蹲在墙角不得出声，否则当场击毙。行警吓得不敢出声只得听命。

之后，黄国璋在银行门口下轿后，带领一干土匪入内，两名“轿夫”则守住小门，不准任何人入内。一进银行，游击队首先全部拔掉行内所有电话线，然后拔出短枪对准行长的脑袋，命令其打开金库保险柜，在黑洞洞的枪口下，行长不得不打开保险柜。中共土匪们迅速把保险柜内货币和黄金一并装入预先准备好的麻袋里。

在抢完钱后，黄国璋还装模作样地训斥银行职员，说什么国军不抗日，却在发国难财，他们是“闽中抗日游击队，这次是奉命来提取抗日经费的”。这自然是中共的谎言，不过是为自己如土匪般抢钱，找个好听的说辞罢了。

随后，中共土匪们撤离，而他们共抢劫了法币470多万元，黄金20两，可谓是满载而归。为了安全起见，黄国璋等人将这笔巨款埋在菜溪园宅圣公林一个叫林棋椿的农民的牛栏里，林棋椿的表哥岳文献是游击队员。

关于抢劫银行的中共土匪具体名单，中共党史资料也有不同记述。如有资料显示蔡文焕并未参加行动。因为他时任闽中特委副书记，按照中共规定，他不能和特委书记黄国璋同时参加有重大危险的紧急行动，以防被敌“一锅端”。之所以资料有误，有文章说是参战者年事已高记忆不清，一些文史研究者以讹传讹。但不管是否参加，参加谋划且与抢劫者同流合污，不是土匪还能是什么呢？

国军听说银行被抢劫后，很快派兵围剿中共福建省委在青溪和高阳的两个驻地，但终究是一无所获。至于抢劫来的钱，则被中共土匪们用泥土搓磨做旧，然后分发到各地做经费。

后来，中共福建省委还特地举行了一次土匪庆功会，表彰闽中党组织，称：“这在我省游击战史中，还是头一次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它解决了党组织在经济上所面临的困难，为发展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该是为中共祸国殃民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哪个朝代，抢劫都是触犯法律的。按照中共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抢劫银行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昔日中共土匪们抢劫了那么多钱，都应该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不过，中共却将曾经的丑行当成光辉事迹炫耀，还将被抢的银行作为红色旅游景点，洗脑国人，真真是不要脸到家了。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0/5/n140890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