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国殇日，依旧有不少大陆民众蜂拥至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膜拜毛僵尸。还有近日在一个让人震惊和哀叹的视频中，大学生们穿着绿军装，在街上边行走边跳“忠字舞”、喊口号。 被中共洗脑、吹捧毛时代的他们，是否知晓毛时代人民真正的生活状况？是否知晓毛和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因为历史十分繁杂，本文要说的一个真相就是：毛时代不仅城镇居民生活赶不上民国时期，就连农民生活也同样赶不上民国时期。王海光先生在《1957年民众“反右”言论》一文中，就搜集了不少关于49年后农民生活困苦、不如民国时期以及背后原因的言论，发表言论者并非是被毛点名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是来自普通的民众，他们中有工人、农民、职员、干部，等等。这些言论来自各地整理的《右派分子言论汇集》。

浙江有人说：“农民的生活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时农民生活最好，辛亥革命前比辛亥革命后好，辛亥革命后比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好，抗战前比抗战后好，现在的农民更不如过去，生活很苦。原因：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快了些，公粮征得多了些，口粮留得少了些，公家积得多了些。”

有人把农民收入从历史上进行比较，说：“(农民)一年平均收入40元，高级知识分子一年收入3600元，相差90倍；21级干部一年收入708元，相差17.7倍。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到提高生活，过去还可以借，现在借也无处借。”

浙江平湖县的一个人说：“解放前除了一般残废、懒汉、受天灾人祸的以外，大部分农民都是每天吃着三餐干饭还要加点心，而现在吃粥多了”。

山东有人反映：“总的说农民生活是苦的，他们劳动强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远。如果农民负担不减轻，工农联盟就成问题。现在农民千方百计进城，国务院限制农民进城。这是消极办法，积极办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改善成问题。”“中央不关心农民生活，于心有愧，是忘了本”。

河南有言论说：“从理论上说农民生活提高了，个别的有所降低，实际上大部分农民生活没提高，不但上中农没有提高，有的贫农也没有提高。”

大连造船厂的工人说：“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头穿不上吃不上。”“工人吃的白面、大米，有的地区农民连粗粮也吃不到。”“现在农村生活比城市生活差得远，我头几天回家看了下，他们都早起晚归，中间还不歇息。吃的是地瓜叶、地瓜干等，而且分的粮食还不够。”“农村生活有点太苦了，我回家看到大人、小孩有的没有吃的、有的没有烧的，哭哭啼啼的有的人吃不饱，但也有的人吃得很饱，我看不民主。农民都入社，有的农民说，不如不入社。所以农村男女都愿意到城市来，是否应该改善一下农民的生活才对。”

还有的大连造船厂的工人直言不讳道：“我们现在生活没有1949年的生活好，现在我们工人的工资高，但商品价格比1949年的高，物价涨得太多了，不如1949年的生活好。”“过去大白菜2分，去年八九分钱，党号召增产节约艰苦朴素，不能从人身上节约。国家到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还不够社会主义的生活呢?”
…………

另有网上署名李成义的文章《我了解到的49年前后农民生活变化》，通过他自身的经历，证明毛时代的农民非常苦，生活远不如民国时期。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在甘肃偏远山区的李成义，上小学时接受的教育就是“旧社会很黑暗，地主打骂农民，不让农民吃饱，还有些农民饿死了”。一次他将中共灌输的这些东西讲给本家的几位老人听，老人们却嘿嘿笑，说书上编谎，哄娃娃的，不要相信。

李成义的大爷还告诉他，49年前十几年，没有天灾，大多数农民都能吃饱，就是没地的农民，一年四季打工也是饿不着。农民到地主家去干活，地主都是把农民当客人看待，不敢怠慢。地主生怕名誉毁了，以后请不到长工或短工。有一年夏天，本村的一地主雇了几个农民割麦子，一次往麦地里送早饭晚了一阵，几个雇工喊着嗓子大骂，送饭的地主半路听到了，赶紧笑着赔不是。

让李成义想不到的是，地主给长工送的居然是白面油饼！李大爷说，那时地主给割麦的雇工都是油饼，并且油饼从锅里炸出来，绝不会让自家的小孩先吃的，都拿到地里让雇工吃，雇工吃剩了再拿回家让自己的小孩吃。如果哪个地主敢让自家小孩先吃好的，坏名誉扬出去就麻烦了。

李大爷还说，49年前十几年，周围村庄没听说过哪儿饿死人的，可是中共建政没几年，特别是1958年周围村庄饿死了不少人。那些曾经的长工七八年都没吃过一顿油饼。

当时的李成义似信非信，还是相信中共洗脑的成分多。等他长大出外打工，遇到了其他有着亲身经历的人，才真正相信本家老人们说的都是实情。

如2003年，他在北京打工，偶然与房东大爷聊起了49年农民生活的话题，房东大爷所言与李大爷相似，说毛时代二十几年的农民生活远不如民国时期，这是千真万确的。

房东大爷还给他讲了这样一件事：五几年，他们村组织批斗地主，一次点名一个曾当过长工的人揭批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这个农民说：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喝一杯茶，然后让老杨家(地主家)给我烙一张白面大饼，吃了才去地里干活，有几次饭量大，一张白面饼吃不扎实，我就嚷着让再烙一张白面大饼，于是老杨媳妇赶紧又烙饼……

这番话吓得中共组织者赶快打断长工的话。因为这哪里是诉苦啊，简直是炫富，在场人都有了馋相。要知道，按照中共的说辞，“翻身解放”已经好几年的他们已经很长时间吃不上白面了。

后来李成义回老家时，又与长辈们聊起了这个话题。他的三爸好几次说：“49年前人很自由，就是要饭的也不挨饿，到处跑着要着吃，就是吃的差些，也能勉强吃饱；49年后毛时期把农民都固定在村里，人不能流动，不能逃荒，家家户户都挨饿，而且饿的很惨……”

那么，为什么49年中共篡政后，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远不如民国时期呢？

与中华民国土地、私人财产属于个人，办报、言论自由和党派不独国民党一家相比，1949年篡政的中共，为了让所有中国人都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为了确立中共的一党统治，开始逐渐将触角伸到每个角落，并从1951年起，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主义改造”或者说是“消灭”运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最先开始的是消灭农村地主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和镇反运动，消灭城市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改造”运动，以及消灭信神的普通百姓的取缔会道门和镇压宗教运动。其中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是“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运动。

篡政仅三个月，中共就着手在全国农村全面开展土地改革，其目地就是要建立对农民的控制。因为中国农村那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一统天下的根本障碍。除了这一目地之外，中共还期望通过剥夺地主富农的财产来达到它枯竭财政收入的增加。

1950年初，在中共的指挥下，中共的干部们分成小组或稍大些的工作队到全国各地的村庄。这些人下到农村后，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无赖和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中共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给全国不下二千万人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倍受歧视、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很多地主全家被灭门，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在这场残酷的运动中，大陆农村至少有三千万农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斗争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到了镇压并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中共自己在当时下发的文件中也提到了当时斗争的残酷：“侵犯中农利益，忽视联合中农，破坏富农经济，对地主普遍扫地出门，乱打乱杀；在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大轰大嗡。”

到1952年秋，中共在拥有90%以上农村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其在农村建立专制体系的目标。而在这种疾风暴雨式的土改中，传统的农村的地主阶层，也就是士绅阶层被彻底摧毁了，它带给农村的灾难是巨大和深远的。具体来说，就是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中国的农村逐渐消失，农民失去了他们精神上的“导师”和仿效对象。此后，中国农村的动荡成了中共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

土地改革后，一些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然而，“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不到两年，共产党就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到1956年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

此时的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自由，不能离开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产队），不能随自己意生产耕作，有个时期一点自留地，多喂两只母鸡，当官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生活也是越来越糟糕。对此，农民非常不满，怨声载道。这可以从一些当年的“右派”言论中窥见：

如安徽淮南市粮食局保管组长杨培成说：“农村里从贫农到上中农，都对农业合作化有意见”。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王义超说：“有农民说：现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帮工，以前还能吃饱饭”。

浙江定海县有干部说：“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粮食浪费多，三、生产懒汉多，四、盲目急躁推广先进经验多，五，砍伐森林多，六、争工分吵架多，七、负债多。(六缺是)一、养猪缺，二、粮食缺，三、产量收入缺，四、烧柴缺，五、零用东西缺，六、零用钱缺。”

山东有人讲：“农业合作化过去批评是小脚女人，现在是否是大脚女人?农民要退社不允许，死逼梁山。拿一县来说好的占寥寥”。“农业合作化冒进了，这是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的结果”。“中央说农业合作化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我看缺点是基本的”。

合作化之后，中共开始在全国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把全国主要农业产品排斥在市场交流之外。除此之外，中共还增加了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有农村户口的人不能去国家粮店买粮，子女也不能进城上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从此，中国三亿六千万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耀刚在他的《大国寡民》一书中曾说，“合作化不久，就是高级社，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户藉制度，农民被牢牢地管住了。” 简单说土改前，农民是自由民，土改后农民丧失了自由迁徙的自由，成为中共奴役的对象。

可叹的是，在1959年至1961年中共一手酿造的惨绝人寰的大饥饿中，几千万农民在这场人祸中默默饿死，而且没有灾民成群逃荒流窜城市，亦无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原因很简单，不是今天的中国农民更逆来顺受，而是中共国家权力之网铺天盖地，密而不漏，为历史所未有。这场大劫难早已因几百万地主和自耕农土地被无偿剥夺而成为全体中国农民无所逃遁的宿命。农民从土改中没有得到什么，除了奴役。

众所周知，中共自1949年篡政后，就一直藉由媒体、学校等向老百姓灌输：“旧社会”和“旧中国”是反动的、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新社会”和“新中国”是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也就是说，前者是地狱，后者是天堂。

然而，仅仅从49年后农民生活不如民国时期这一个方面看，中共的宣传充斥的是怎样的谎言，更遑论其他方面。如今，无数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共政权才是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政权不应该彻底抛弃吗？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0/20/n140996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