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历史见证了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都是知识份子的迫害狂。毛泽东执政27年，为巩固政权，阶级斗争贯穿始终，他直言不讳：“与人斗其乐无穷”。 戴晴女士的一段话生动概括了毛的一生，“毛泽东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1949年后，从批电影武训传开始，接着知识份子思想改造，批俞平伯，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直至文化大革命，每场运动的矛头无一不针对知识份子，与知识份子有深仇大恨，残酷迫害之，这是为什么？

有文章这样认为：

1、历史原因：毛做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打工仔），月薪8银元，馆长120元，校长、教授四、五百元，悬殊太大，心中不快；毛的顶头上司张申府嫌毛字龙飞凤舞，令重抄图书卡片，毛闷声不乐；毛这个小知识份子，想巴结胡适、傅斯年等大知识份子，而胡、傅不屑一顾；更气人的是傅斯年教授借书，毛拿错了，二人争吵，傅打毛一巴掌，毛记恨在心，这一巴掌，让1949年后千万知识份子倒了大霉。

北大梁漱溟是毛岳父杨昌济（杨开慧之父）的好友，常来杨家串门，而开门者是毛，毛与梁同年，毛有失面子，一直耿耿于怀。解放初，毛梁顶撞就不奇怪了！

2、毛早期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就把大知识份子划为敌人，小知识份子也不是朋友。毛一生怀疑知识份子，不信任知识份子。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等都是大知识份子，都被毛以路线斗争为名边缘化。

3、毛一生主张“贫穷、无知”，“富则修”，“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常有人吹嘘“我三代贫农，是大老粗。”以此为荣；毛深知，唯“贫穷、无知”，才能顺利推行他的愚民政策。

毛自鸣得意，说他中学几何考卷上就只画了一个圆，难怪他把交白卷的张铁生树为全国学习标兵。

毛说：“我历来讲，知识份子是最无知识的。”毛反知到极点，1958年他一意孤行大炼钢铁，土高炉遍布全国，充分体现他的“无知无畏”，是个十足的科盲。

4、整风反右时，罗隆基说“现在是小知识份子领导大知识份子”，惹毛怒火万丈，所以毛认为“外行领导内行”、“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毛倒行逆施，违背常理，主张“知识份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知识份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中科院士也要参加体力劳动。知识份子如果不听话，抗拒改造，就不给你饭吃，要你的命。毛说：“唱戏的、唱歌的、画画的，通通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去再开饭。不下去的不给饭吃。”所以马寅初敢骂蒋介石而不敢骂毛泽东。

毛自称他上的是“绿林大学”，武断取消大学招生达十年之久，后来被迫恢复（限于理工科）招生，毛尤其痛恨大学文科；“文革”中让没有文化的农民陈永贵、工人吴桂贤、王洪文充当国家领导人。

5、最最根本的是他要维持并巩固其政权，毛一生推行愚民政策，而知识份子有知识，容易发现社会诸多问题，提出质疑，从而揭穿愚民把戏；如王实味发现陕甘宁边区人分三六九等；梁漱溟为农民说话，公开与毛顶撞；林希翎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储安平断定中国是“党天下”等等，毛没有包容的雅量，其报复心态驱使他首先向北大教授张东荪开刀，接着整北大的梁漱溟、马寅初、冯友兰；“文革”初，他对北大放言：“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致使北大知识份子无一幸免；根本原因是他害怕知识份子造他的反。

6、毛害死数以万计的知识份子，其中最催人泪下的当属物理大师叶企孙先生了，1999年中共表彰的32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5位出其门下，杨振宁、李振道也是他的学生；文革中叶惨遭迫害，有人在北京中关村看到他弓着背、穿了破棉鞋，边走边啃两个小苹果，碰到学生：“你有钱给我几个”，太令人痛惜！1948年，81名“中研院士”中，超过70％未去台湾，轻信了当年中共的宣传：“我们建立的是民主联合政府，不搞一党专政。”被骗上当。可惜这些大师，多数未逃脱毛的麾掌。

7、头脑最为清醒的当数胡适先生，毛“许诺”给胡当北大图书馆馆长（胡做过北大校长），胡适的学生吴晗劝胡留下，胡答：“他们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傅斯年、章伯钧、黄炎培等五人去延安毛的窑洞，唯傅头脑不糊涂，认为毛“至多不过宋江之流”；结果1957年，毛捏造“章罗联盟”，章伯钧被打成头号右派；崇毛五体投地的黄炎培，一家五口被打成右派。鲁迅曾对冯雪峰说：“新政权下，我要扫马路的。”1957年毛对鲁迅的恶评证实了鲁迅有先见之明，不然活到1949年后，下场比胡风还要悲惨。

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对中共政权的建立有巨大贡献，然结局都很悲惨；还有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认为：“共产党不会难为他”。结果虽与父亲胡适划清界限，但最终还是划为右派自杀身亡，这些都是历史的教训。

毛泽东残害知识份子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1957年反右派，他连20岁左右的大学生也不放过，数万名优秀大学生被打成右派，有的才大学一年级年仅16、17岁，也打成了右派；北大林昭等6名学生右派和1名教师右派，竟被枪决；反右派后，毛创造发明了“劳动教养”，无法无天，把大批右派遣送“北大荒”、“兴凯湖”、“甘肃夹边沟”等劳教劳改农场，成千上万的右派在那里饿死、冻死、累死。

中国知识份子大多傲然挺立，不为五斗米折腰，毛的奴臣柯庆施说：“中国知识份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毛的恶毒正是侮辱你的人格，剥夺你的尊严，逼你三番五次地写“检讨”，让你自我羞辱、自我妖魔化，自已打自已的耳光，但“士可杀，不可辱。”致使许多知识份子凄然离世。我的大学老师，教我数学分析的徐瑞云教授（女），1915年生，杭州大学数学系主任，中科院士，1969年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年仅54岁。

梁漱溟先生的一首打油诗中曰：“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充分展露了知识份子的悲惨境地，毛泽东不把知识份子当人看，活着如猪似狗，死后身上还留有“毛主席万岁”的字条，从生到死一直被恐惧缠绕。

许多历史见证了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都是知识份子的迫害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生前多次询问过温家宝总理：“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个问题太简单明了，只要看看清华大学一百年来培养出的29位大师，都是民国时期培养出的，就能得出此题的答案，我想这两位聪明人应该心知肚明，只是不说而己。这个制度、这个制度里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如此迫害知识份子，怎会有学术的自由与独立？决不会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是永远出不了大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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