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爹，名叫曾山。

“文革”爆发时，曾山任内务部部长，受到造反派冲击。造反派获悉，他曾跟侵华日军秘密谈判，是“汉奸”，必须打倒。但内务部的另一派却要力保曾山。两派互不相让，闹到快打起来了。

怎么办？这个时候有人提出：到中央档案馆查一下历史档案，不就清楚了吗？但这一查，查出了中共的一个惊天秘密。

今天，我们就根据中共前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孙宇亭的文章《“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真相》等资料，跟大家说说这个秘密。

曾山其人

曾山，1899年出生在江西吉安；1926年加入中共。1931年11月7日，正当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之际，中共受苏共操控，在江西省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曾山任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曾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长，1935年到苏联“国际列宁学校”受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山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同侵华日军秘密和谈，以利日军和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和平共处”。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毛）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中共）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这些日记内容证实：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跟侵华日军之间多有勾连。

根据公开出版的史料，当时，中共方面参与跟日军秘密和谈的有四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曾山。密谈的效果是：八年抗战期间，新四军与日军之间没打过一场像样的仗，彼此基本做到“和平共处”。

1949年中共建政后，曾山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纺织工业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商业部长，交通部长，内务部长等。

中共中央保曾山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曾山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冲击。当时，中共内务部总共400多人，有7个群众组织，分成两大派：一派要打倒曾山，另一派要保曾山。

1967年9月的一天，“打倒派”群众组织将曾山抓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批斗，并对他进行体罚。国务院内务办公室驻内务部联络员孙宇亭，把这个情况报告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严佑民，严佑民立即报告副总理谢富治、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得知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口述一份文件，要求内务办以最快的速度发下去。文件内容有四条：

第一，对曾山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决定。第二，曾山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第三，外来学生不能干涉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第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这是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曾山实施的保护。

再次受冲击

但是，到了1967年10月，内务部的造反派，根据抗战时期中共情报人员提供的曾山和日本人接触过的情况，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必须打倒。

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人有过接触，但所有行动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

内务部的两派群众组织，一派不相信曾山说的，坚持要打倒他；一派相信曾山说的；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只差动手了。

在一次会议上，孙宇亭提议说：“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当时，在场的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严佑民，都表示同意，并决定：查档案的事由孙宇亭来办。

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孙宇亭写了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分别签字同意。然后，孙宇亭拿着批件，跟内务办工作人员赵雪瀛一起，驱车到中央档案馆。档案馆的军代表看了批件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否则不予接待。

孙宇亭向严佑民报告，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补了一个签字手续。之后，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找到有关此项活动的四份电报，其中有曾山报告的情况，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上面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的亲笔签名。这些档案证明：曾山所言，确有其事。

孙宇亭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心里很高兴。他同军代表交涉后，摘抄了四份电报上的有关内容。回机关后，他顾不上吃饭，立即起草报告，经严佑民、谢富治签署，报送中共中央。

调查闯大祸

结果，中共中央的反馈，令孙宇亭大吃一惊。孙宇亭后来回忆说，1967年10月的一天，谢富治怒气冲冲地到严佑民的办公室，发了一顿脾气。

谢走后，严佑民到孙宇亭的办公室，苦笑着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是办了一件好事。可是，却惹怒了一位中央领导，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

孙宇亭问：是哪一位中央领导？严说：谢富治没有说。孙宇亭等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自己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的一天，谢富治通知严佑民、赵雪瀛和孙宇亭开会。

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他接着又说：“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今后，如果发现谁泄露了机密，毫不客气。”说完就走了。

孙宇亭以为，这场风波已经够出乎意料了，没想到，紧接着又发生了六件大事：

第一：公安部所有档案被封存，所有档案管理人员被更换。

第二：孙宇亭被认定为“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

第三：军方全面接管公安部。

第四：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被撤销。

第五：严佑民被关秦城监狱四年。

第六：汪东兴、谢富治瞒天过海。

怎么瞒天过海呢？

这件事发生在谢富治审问孙宇亭的时候。当时，孙宇亭说，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富治、汪东兴、严佑民都签字同意了。

谢富治转向汪东兴，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汪东兴对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接着，汪东兴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严厉地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在简短询问军代表几个问题后，汪东兴又转向一个穿军装做记录的人，说：“把那个报告传过来，我再看看！”

看了报告后，汪东兴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谢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汪东兴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烧掉。汪、谢批准查档案的证据，就这样被销毁了。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按常识，出于保护曾山的目的，谢、汪批示同意查有关档案，是例行公事。但是，孙宇亭起草的报告呈送中央后，竟然引起巨大恐慌。

事出反常必有妖。在中共高层，谁害怕与侵华日军秘密和谈的事被人知道？应该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曾山的请示电报上亲笔签字的人。具体地说，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在国民政府将士同日军浴血奋战时，他们却派曾山跟日军秘密和谈，以求日军与中共和平共处，这是“通敌卖国”的严重犯罪行为。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这些事是中共自己做出来的，不是什么“国内外敌对势力”搞出来的。中共心虚，怕它勾结侵华日军的真相被中国人民了解。

而当时内务部的造反派咬定曾庆红的爹曾山是“汉奸”，还真没有冤枉他。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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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2/6/n1413128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