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中共建政仅一年多，中共公安系统发生一起大案要案——“两陈案”。两陈分别是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此案牵连上千人。

1982年中共为“两陈案”平反，认为这是一起大冤案。这起大冤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起大冤案？

两陈被抓捕

1951年2月6日，黄历中国新年大年初一晚上，在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上路的一家宾馆里，时任中共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长、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公安局长谭政文，请他的上级领导和下级官员“节日聚餐”。

他的上级领导是当时正在广州视察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他的下级官员有：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孙乐宜、陈坤、朱明，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田星云，以及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的警卫秘书马甫等。

等大家落座后，公安部长罗瑞卿站起身来说：“今天过节，大家一起吃顿饭。不过，陈泊、陈坤，你们要把枪拿出来。”

两陈还没缓过神来，预先埋伏的公安人员就抢上前去，下了两陈的手枪。然后，罗瑞卿厉声地说：“把他们押下去！”

从此，两陈由座上宾沦为阶下囚。

两陈被押往北京

两陈都是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叶剑英调到广州的。

陈泊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工作九年，因破获很多大案、要案、陈年积案，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名气很大。1946年，他被派往东北，先后任松江（黑龙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吉林省公安厅长等。1949年，随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南下，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社会部长兼省公安厅长。

叶剑英多次向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提出调陈泊到广东，最终总算将他调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

陈坤是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他也是叶剑英点名调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

叶剑英主政广东期间，全力支持陈泊、陈坤做好工作，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公安部长罗瑞卿宣布抓捕两陈，不是罗一个人能决定了的。他是在请示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同意之后，才到广州抓人的。

两陈被抓三天后，陈泊和他的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陈坤与他的妻子高华及三个小孩，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到北京。一到北京，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

1951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两陈被正式逮捕，投入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

两陈罪名吓人

两陈被押解北京后不久，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公安部长罗瑞卿作“关于陈泊、陈坤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报告指控两陈是“国际间谍”、“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

随后，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广东省、广州市公安系统掀起“大揭发，大批判”高潮，要求所有干警必须站稳立场，与两陈划清界限，揭发两陈的问题，个个表态，人人过关。

两陈手下上千人被抓捕

两陈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十几天内，广州市公安局有300多人被抓，广东省公安厅有700多人被抓。

在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谭政文的主导下，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加紧对上千名“两陈案”相关人员的审理。一些被认为与两陈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犯人”，遭到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

以两陈被抓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中共建政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

两陈被判刑

1953年3月，公安部以“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的名义，对两陈定罪、判刑。地点是在一个食堂。

两陈案的刑事侦查，是公安部做的；对两陈的起诉书，是公安部一局副局长徐守身宣读的；对两陈的判决书，是公安部一局四处处长姚伦宣读的。

陈泊的罪名是：“丧失革命立场、严重违法乱纪、包庇反革命，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极大损失”，是“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陈泊被判刑10年。

陈坤当时已经死亡5个月，仍被扣上“包庇反革命”等罪名，被判刑8年。

两陈被迫害致死

1952年10月，被软禁、关押一年零八个月的陈坤，因身心受到巨大打击，病死狱中，年仅41岁。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死后，尸体是怎么处理的，他的家人和外界都不知道。

宣判时，陈泊就不服，想做“最后的陈述”，但姚伦不许。在狱中，他不断地申诉，全都石沉大海。陈泊判刑后，理应让陈泊与家属见面，但得知陈泊的妻子吕璜向有关领导申诉后，公安部领导不许吕璜和陈泊见面。

1961年，在被监禁中苦熬10年的陈泊，终于刑满释放。他来到妻子吕璜工作的全国妇联，一打听，吕璜去山东出差，一周后才能回家。经门卫指点，他匆匆来到红旗中学找到儿子陈修力。

两天后，一大早，陈泊还未起床，几名公安人员来到陈泊家，收缴了他的释放证，然后不容分说地将他带上警车，押送到北京站开往武汉的火车上。到武汉后，他被押往数百里外的荆门沙洋劳改农场，继续劳动改造。

1966年文革爆发后，因为曾经主导两陈案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被打倒，陈泊冤案引起一些人重视。他一度被北京工业大学的红卫兵接回北京。但不久，又被公安部军管会押回沙洋劳改农场。

1972年2月，被非法关押21年、一身是病的陈泊，在昏迷中离逝，时年63岁。

1951年公安部为什么要制造两陈大冤案？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毛泽东担心敌特搞暗杀。

据罗瑞卿之子罗箭讲，1949年中共建政后，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一次，毛主席和他谈话，谈到苏联的教训时说，苏俄新政权建立初期，许多高层领导遭敌特暗杀，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古比雪夫都遇害身亡，连列宁都遭遇黑枪袭击，身中数枪，虽未当场身亡，但弹头带毒，致使列宁长达数年卧床不起，最后还是早早去世了。毛告诫，中国一定不能出这样的事情，出了事你这个公安部长是交不了帐的。

第二，罗瑞卿怀疑两陈是间谍。

毛的担心以及叶剑英1950年两次遇炸弹袭击，加上不断有人向北京反映广州市公安局搞“以毒攻毒”导致的一些问题，使得公安部长罗瑞卿坐不住了，他怀疑广州市公安局有“内鬼”。

谁是“内鬼”呢？最后目标锁定在陈泊、陈坤身上。广州市公安局“以毒攻毒”主要是由两陈具体领导的。

陈泊当年在新加坡做地下工作时在一起炸弹爆炸案中被炸掉左手。他到延安后，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曾怀疑左手被炸掉，是“王佐断臂”，意即“苦肉计”，怀疑他是混入延安的间谍。但因为没有证据，加上陈泊工作表现出色，间谍之说不了了之。

到了1950年代，康生当年的怀疑，变成了罗瑞卿的怀疑。他怀疑陈泊是“国际间谍”。陈坤因为过去在香港搞地下工作，接触的人很多很杂，也被罗瑞卿怀疑是“国际间谍”。

两陈被抓，最初的罪名就是“国际间谍”，“两陈案”又称“国际间谍案”。

第三，罗瑞卿怀疑两陈是“中统特务的总后台”。

1949年10月，为了整治广州当时的混乱秩序，经过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批准，陈泊决定组织武装便衣队，称为“特别工作队”，由副局长陈坤领导。特别工作队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和三教九流人物“以毒攻毒”，使广州的抢劫案迅速减少，也使一些国民政府潜伏下来的特工、情报人员纷纷落网。

两陈在广州搞“以毒攻毒”时，手下有两个得力助手，一个叫梁侠，一个叫程长清。他们过去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做地下工作时，与国民党特警人员有联系。他们因此被怀疑是“国民党中统特务”。

“两陈案”从始至终都是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审查的。

公安部负责审查“两陈案”的是一局。一局局长先是陈龙，后由凌云继任。

一局具体由四处（即执行处）的范祥、郝力光、郭松华等负责侦办。经过一年多的侦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陈泊、陈坤不是“国际间谍”；他们利用的旧关系、旧人员无一是现行反革命和暗中为国民党服务的特务。梁、程是“中统特务集团头目”的说法，不是事实，应予否定。两陈是“中统特务集团黑后台”的说法也不成立。

报告经过一番争论层层上报，送到罗瑞卿案头。罗的态度很坚决：“此案不能动摇。”

根据罗的意见，一局局长凌云批示：“审不出中统特务来，说明我们审讯工作的无能。”

范祥等三人因坚持己见，均受处分，被调离公安部。

最终给陈泊、陈坤定罪时，罪名不是“国际间谍”，也不是“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而变成了“包庇反革命”。

第四，陈泊与陈龙、汪金祥、谭政文等过去有矛盾。

1946年，陈泊任松江省社会部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时，陈龙任哈尔滨公安局局长，是陈泊的上司。汪金祥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是陈龙和陈泊两个人的上级。1947年，陈泊在工作上与陈龙发生一次激烈争执，汪金祥支持陈龙。陈泊不服，坚决反驳。1950年，公安部召开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和陈龙当众发生激烈争论，闹得很不愉快。

1950年10月，陈龙担任中国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一局）局长，两年后升任公安部副部长。“两陈案”的侦察和审理就是由陈龙任局长的一局负责的。

陈泊与谭政文，在延安时期曾共事过。谭政文调任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后，与陈泊在工作上也有矛盾。

据谭政文的妻子姜鹏说：“陈泊在省（公安）厅挂虚名，只参与市（公安）局的工作；在市局，同陈坤二人又只管侦查工作，其余治安、内保等公安业务，全部推给孙乐宜副局长等。工作中，极少请示汇报，重大问题甚至不同政文商量。”

这些工作中的矛盾，在两陈落难后，不可避免地被参杂到办案中。

结语

“两陈案”，是在先有罪名——“国际间谍”、“中统特务黑后台”，再找证据证明他们有罪。当公安部一局四处办案人员经过侦查，认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两陈有罪之后，公安部长罗瑞卿不愿承认自己有错，坚持己见，强令下面的人非要给两陈定罪不可。最后，由公安部一家包了“两陈案”的侦察、起诉、审判。

中共建政后公安系统第一大冤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3/23/n1420891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