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诗《我们为什么记住六四》中写道：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污！
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抵制独裁的唯一方法，我们还是得记住。”
那么好吧！解开六四心结，就让我们从记住开始。本文将为您回放若干当年六四屠城目击者的陈述，有限还原这场震惊中外血案的恐怖细节——
脑浆
在军队进城前，共军给每个士兵都打了什么针。很可能那些药让士兵们变成嗜杀魔鬼。在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街边，有一个靠树的售货棚。一个目击者告诉我说：“你看这树干上的枪眼，有个人躲在这棵树后，躲过几枪，那个士兵又绕过树，一枪暴头。你看货棚上那个螺丝，还夹着那个人的头发和脑浆。 ”我仔细观察，遇害者大概是个留寸头的男人。尸体被清走了，树边的血迹深入土壤中，清晰可见。
六四目击者、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回忆：
我家住的地方就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斜对面，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这条街是过了装甲车，没有过坦克，到了3点半左右，听到天安门广场有枪声，噼哩啪啦的声音。看到有平板车拉着受伤的人从广场方向下来了，朝着北京医院那个方向。
我先生所在的地方是长安街的西单路口，他在那个路口看见了军人开枪，而且19岁的女孩张锦就死在我先生董欣的臂弯，女孩被那个子弹打穿了头。子弹最后打碎了我先生店的门，脑浆和头发还在门上面。我先生当时跟一个朋友，他在西单的那个路口开了个小店，他们把这个女孩抱进去，然后从后院出去送到了一个医院，但是孩子死了。
6月5号，我跟着先生去他们西单的店去看现场。我们沿路看到街上的坦克，高层建筑都有军人架着机关枪，在所有的路口，那种感觉完全是一个被占领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向自己的国家进行了一次入侵，对自己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屠杀。
血衣
据六四目击者北京市民回忆：
当时张先生住的房子是单位分配的，院子住的都是同单位的员工及家属，在听到枪声后，张先生和院子里的十几个人一商量，决定一同骑自行车去木樨地查看情况。
张先生一行人骑车往北走， 在沿着护城河骑行时，遇到一个人告诉他们不要再往前走，“我刚从那个地方来，共产党开枪了，你们不要再往那去了。”
那个人“一回身拿出了一件白衬衫，上面染满了血迹。”
他跟张先生他们说：“这就是共产党杀人的罪证，我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这是他杀人的铁证，将来我们一定要清算这笔血债。”
“人形肉饼”
现移居美国的北京人陈刚先生，当年身为大三学生的他，是“六四”历史真相的见证者。他在回忆文章中，再现了如下目击场景——
6月3日晚至6月4日，中共军队分多路向天安门广场强行开进，用坦克和冲锋枪一路杀进城来，一直杀到天安门广场。
北京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28号，五棵松附近，属于西长安街延长线。陈刚在301总医院门前的十字路口，看到被坦克碾成的肉饼，一片血肉模糊，薄薄一层贴在地上的一滩人肉馅，中间可见夹杂着一些人骨，根本分不出来哪边是头，哪边是脚，后来陈刚发现有几颗牙齿陷在肉泥里，料想那边曾经是人的头部……后来听说，环卫工人用铁锹把那滩肉泥铲走了。
陈刚还遇到一个刚从天安门广场逃出来的北方工业大学的女学生，她哽咽的告诉陈刚说：共军在天安门广场驱赶他们，在一字排开的装甲车从长安街金水桥向广场隆隆开过来时，有些学生还在帐篷里，在装甲车一路撞倒、碾碎广场上的帐篷时，从帐篷里传出一片骇人的惨叫声……
“开花弹”
“开花弹”是达姆弹（dumdums）的俗称，这是一种“扩张型”子弹，国际公约明确禁止使用。
据一名亲历六四的北京市民讲述：
我邻居有个在西单附近的邮电医院当护士，一个文静的小姑娘，第一次听她骂出脏口，气愤到极点。据她所说，除了四肢中枪能救活，凡是躯干中弹的根本没法救，子弹进口一个小眼，但出口一个大洞，什么都炸没啦，救不活。太平间、到处都堆满尸体。
港加联创会会长冯玉兰37年前在北京任丹麦驻中国的政府贷款代表，亲自见证了六四屠杀。她回忆到，六四那天她跟朋友在建国门外堵坦克和沈阳来的军车，后来她随着坦克到南池子。“在我旁边就有个大学生中了枪伤，在我旁边倒下死了，那个血洞有五寸之宽。”
2004年2月，北京军医蒋彦永在给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写信，呼吁给1989年民主“正名”。信中提到：他是解放军301医院的外科医生，1989年“六四”时是普通外科的主任。
蒋彦永提到，他们医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从十点多开始到半夜十二点，在这两个小时中，他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蒋彦永透露，中共军队当时开枪射杀民众使用的子弹乃是“开花弹”。他说，“约在十二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
伴随8964真相的不断曝光，更多“开花弹”实例被揭示出来——
北京市民辛铭撰文，讲述了他当年在北京儿童医院所见：一位年轻的男司机小腿中弹，射进去是小孔，穿出来是大洞，是‘开花弹’，他骂着：“太缺德了。”
2005年，原北京医院医务人员张小姐也在海外向媒体证实，当时她看到许多受了重伤的学生，从伤口判断明显是被“开花弹”击中。
另据天安门母亲的发起者丁子霖女士寻访到的188名“六四”受难者名单，其中有13人死于开花弹，占7%。
另据海外时评人未普撰文说，他的一个亲戚在6月3日晚在木樨地被两颗子弹射中，一颗是开花弹。他在奄奄一息之际，被附近的义务救护员发现，并被送进了北京复兴医院，后来因该院人满为患，被转到其它医院，做了几次大手术，终因被开花弹炸裂了的肝、胆、胃、肾和消化器官，无法修复，两天后眼角挂着泪珠断了气。
扫射
六四亲历者张廷梁先生曾在悉尼纪念“六四”研讨会上，含泪讲述了他1989年亲眼目睹解放军开冲锋枪扫射人群。
1989年6月3日晚上约8:45，张先生听到‘哒哒哒’的声响，和他在电影上听到的枪声一样， 张先生明白了，“‘哒哒哒’，不好了，这是开枪了。”
“那个军人就已经一边走一边开枪了。”“我眼瞧着他们（军队）怎么跑过来，怎么端着冲锋枪向人群扫射。军队就是在复兴门外大街上面跑，只要看到有人的地方，他们就扫射。”
军队开枪过后，张先生看到，“被枪击的大学生，一个一个的被人搭出来。一边走，那个血就往地上一边在流。”
“当时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一辆消防队的汽车都被大学生截住了，往医院送人，受伤的，死的没死的我不知道。”张先生一边说，一边擦眼泪。
大半盆鲜血
北京市民回忆道：
六四前，共军直升飞机在空中早就侦察清楚，长安街最宽处120米，最窄也有60米，最适合大兵团推进。他们用坦克开路，冲压路障，装甲车、运兵车随后。
民众用砖石瓦块，像暴雨一样打到车上。但随后而来的弹雨，却不是民众认为的橡皮子弹，是国际禁用的达姆弹，是炸子。血流成河！
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双手端着一个搪瓷脸盆，脸盆中有大半盆的鲜血。他大声的哭喊着：“你们看啊！这是共军屠杀老百姓的血啊！”
你们想想得多少血才能用脸盆收集起来！？但愿那盆血证，能妥善保存到清算审判CCP的时刻。
跪求
清华大学学运总指挥李恒青回忆：
6月3日，我因身体不舒服，回清华医院输液。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让他回到广场，他就拔掉输液管，回到了广场。
“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是火光，坦克已经冲过来了。”他说，“我第一次看到坦克车，原来以为坦克车开不快呢。”其实开得非常快，当时各个路口都设了路障，但“它能够把那些障碍一下撞飞起来，你说它有多快！”“那时候，真的是屠城的那种感觉。”
李恒青描述，“再看天上，天上织出了网。后来才知道，冲锋枪弹匣有10颗子弹，9发是真弹，1发是曳光弹，就是那个曳光弹拉出一道道的光。”
“突然间，军队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到处都是。但是，大家就在那坚持、坚持。当时，我估计了一下，广场上至少应该还有两三万学生。”
所有医院都不允许到广场救助伤者。北京市民自发用三轮平板车拉伤员。他还看到一个出租车往车里“堆”伤员，他说“那真是堆呀，连那车头上都放着人”。
“我亲眼看到，有一个学生背着他的同学，求大夫让他上车。那个大夫看了看后说，不行了，他没救了。那个同学就哭啊，跪在地上求医生。医生说，不行啊，真的没救了。”他说，“我过去一看，他胸口被打了一个大洞，肯定是没救了。”
坦克
2019年6月4日，是中共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六四”亲历者、受害者方政应邀到台湾出席纪念活动，口述了“我遭坦克碾压，失去双腿”的前前后后。
方政回忆说，1989年6月4日凌晨，他与撤退的天安门广场学生走在西长安街六部口一带，坦克车突然高速从他们身后驶来，同时发射毒气弹，街头顿时浓烟密布，刺鼻的气味让现场的人难以呼吸，许多人因此昏厥。
面对身后高速行驶的坦克，以及浓烈的毒气，方政在失去意识前，将身旁一同撤离的学妹朝街边栏杆使劲推了一把，让她逃过一劫，自己却遭到坦克碾压，顿时双腿膝盖以下断掉，从此失去双腿。
方政认为，天安门清场的过程中，正规军对北京市民、学生如同战争般的屠杀。方政说，回想六部口镇压过程，当时没有人有任何的预警、防备，做梦都想不到坦克会开上街头，并高速朝学生驶来；“我受伤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救了她，而是因为坦克行驶速度实在太快、毒气让人视线不清，也无法躲避”。
旅澳北大法学教授袁红冰回忆：
2024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前夕，袁红冰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回忆起他当年的经历和见闻。
1989年6月3日晚八时，当他听到军队进城戒严宣布之后，顿时感到事态严重，立刻骑自行车，从北大圆明园旁边租住房出发一直骑到木樨地，到达之前就听见前方有枪声传来。
在长安街，看见兵车在长安街中间走，士兵向两边开枪。很多市民都躲藏在街道旁边矮树丛中，用砖头还击士兵。不断有民众受伤，在这个过程中，袁红冰背了三、四个受伤的人到医院，衬衫都被血染红了。最让他感到震惊的是这样三个场面：
1. 有一个小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她可能被吓坏了，枪声一响她就往前跑，袁红冰一把抓她没抓住，接着一排子弹从后面打上去，她的身体整个就飞起来，身体都快被打断了，根本就没法救了，肯定就死了。
2. 天安门广场六部口附近，袁红冰亲眼看见一群学生从天安门广场跑出来，中共的坦克车从后边追过来，因为路边都有铁栅栏，坦克车就把学生身体朝铁栅栏那儿一挤，那个血一下就冒出来。据袁红冰回忆，“当时觉得那个血喷出来的声音，比坦克车的轰鸣声还大。”而且他强调，“这不是错觉！”
3. 在六部口附近，有一个学生，身体都被坦克压烂了，两个手还拿着一面旗帜，从旗帜上的标识和字迹看出，这个学生好像是陕西的哪个师范学院的。
中共军队血腥屠杀的场面，特别是那个坦克车，故意地用履带把学生挤死在铁栏杆上，那一幕真是惊心动魄。
原清华大学的学运领袖李恒青接受大纪元记者专访时说：
“6月3日晚上，军队就开着坦克车冲了进来，直接就在长安街上公开杀人了。然后地铁全部变成了运兵车。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突然从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就出来了那么多的兵。北京的地下道四通八达，他们早就把那些兵埋伏在那里了。”
“军队在东、西长安街开着枪，坦克就那么冲进来。有很多老百姓就死在长安街上。而且，那个坦克残忍到什么程度？坦克追着学生，最后压过去……”他说，现居美国“旧金山的方正，就是活的见证”。
燕京饭店
“六四屠城”亲历者张廷梁先生讲述：
“六四”过去后，他又去了一次现场，“发现复兴门外大街有一个叫燕京饭店。燕京饭店的楼上第四层楼的窗户，窗户下面大概二三十公分的地方，一溜枪弹打过的痕迹。这也是我亲自观察到的。”
张先生说，这些子弹痕，非常清楚深刻，在对面马路，用肉眼就可以看到，“那枪子打的那眼一个一个都清楚的很，一个个坑的这样子”。
过后，“共产党为了消灭这些痕迹”，他补充道，中共拆除了燕京饭店，为“消灭痕迹”。
厕所
北京市民回忆：
北京市民为阻止共军进城，真是拼了老命。但6月3日，地处西城的平安里却被他们闯入了。原因是这次他们不穿军装而穿便衣，不用军车用民车，不走主路，成功躲过多个市民拦截关口。最后民众是从车里的人，都是一个年龄段而识别出来的。这车队的头车距平安里丁字路口只有几十米，尾车在护国寺站。头车的左前方百米处就是个军事机构大院，再过两个路口就是国防部大院。
这车队只要再前进几十米，进入皇城一环内军政机构，民众就拦不住他们了。所以民众拼了命，也不让他们再前进一步，挡在车前组成人肉长城。别的路口居民多，阻拦比较容易。而这里居民很少，几乎是男女老少，凡是能动的人都出来了。斗争激烈到什么程度？我家就在附近，整整一天，我没回家喝口水吃口饭。
军民双方坚持了一整天，最后达成了协议。军人撤到路边的居委会院子，然后原路退回，车与装备原地不动。
这队共军因为被我们堵在车里一整天没出来，所以车内变成了厕所。六四后共军疯狂报复我们。那个时代还是使用公共厕所的时代，公共厕所必须要定期用抽粪车清空化粪池。六四后整整一年，不让这片区域的公厕抽化粪池，厕所全都屎尿溢出，臭气熏天无法使用。我们这片的居民上趟厕所，要跑出几个街区，才能找到可用的厕所。 CCP的邪恶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陈佩斯
六四期间，上上下下都卷入这场政治漩涡。小品演员陈佩斯，与民众共同阻拦军车，并在现场即兴表演。一句“不让鬼子进村”逗得民众哈哈大笑，也让士兵们认出了他。此后他被中共禁演，贫穷到连孩子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结语
前89学生唐恺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广场的灯全关了。大会堂上面有几个探照灯，照着纪念碑。大会堂的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了一批部队……”
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那句熟语“月黑杀人夜”。刽子手这是怕地上的人拍到、怕天上的卫星看到吧？
“总盯着过去，你会瞎掉一只眼睛。但如果忘记历史，你会双目失明。”—— 索尔仁尼琴。解开中国人的六四心结，让我们从记住开始。
何以解开心结：公布六四真相；清算罪魁与帮凶；为遇难者、参与者正名，赔偿、抚恤其亲属；设立国家纪念日，建立六四纪念碑、纪念馆。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中共垮台为前提的。记住真相，传播真相，让这一天早日到来。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2/6/n1469270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