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十年文革是一部整人、杀人史。已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在10年文革期间，前中共领导人、第一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自保不断出卖自己的“同志”和曾经的“战友”甚至亲兄弟、养女、救命恩人。

李肃在“回首文革”中写到，文革前期干将周恩来，“恶毛之所恶、打毛之欲打”。1975年6月16日，已经动了三次大手术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周恩来从来没有写出这样一份总结。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有利的。否则，即使以当今中国政治价值观念来判断，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持晚节”的所作所为也很难和他“人民好总理”的形象相一致。

周虚伪的一生一直保持到死，为取悦其主子毛泽东，临终前仍在演戏，想保住“忠君到死”的美名，同时也将文革中杀人的罪名都统统推给了毛。宋永毅在《文革周恩来：一个被掩盖了的形象》中指，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

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被迫害致死，彭、罗、陆、杨冤案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对于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毛泽东意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周恩来当然在路线上是比较同情刘少奇的。但是到了文革发动的时候，他选边站。他比刘更早地知道毛的意图。周在政治上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人。他后来选择站在毛这一边。”

他曾在江青定性刘少奇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

周恩来甚至连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亲弟弟周同宇蒙冤时，他都亲自签字逮捕他们。他还将跟随他、伺候他数十年的贴身警卫，亲自送到江青手中，任其残害。曾是胡耀邦智囊的阮铭，在1994年发表的〈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1931年周恩来亲自策划并参与了顾顺章家的灭门血案，对所谓的中共“叛徒”顾，中共杀了包括顾妻、顾5岁的儿子、岳父母、小舅、保姆、小姑等30多人，甚至包括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当年周带一群武功高强的杀手，闯进顾家时，顾顺章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正在打麻将，其中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也在场。斯励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藉着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将周从国民党手里救出，但正因为他认得周恩来，所以周索性把恩人一起杀掉。被杀的无辜者还包括当时来串门的邻居。

文革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诚信被“人人为敌”取代。文革初期，薄一波即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被打倒。在批判薄一波的斗争会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响应当时的“革命潮流”，声明和被打为反革命父亲的薄一波断绝父子关系，并狂呼口号，亲自带头踢打薄一波，暴抽薄一波耳光。

作者杨光在《我所经历的历史故事：刘少奇叛徒罪是这样被认定的》一书中写道，1983年，杨秉城（黑龙江省参事室主任）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党校与薄一波聚首长谈，薄一波感慨的说：“文化大革命中拣了条命，别说人要整死咱们，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后肯定会有大出息。”

《北京之春》曾发表文章披露，周恩来文革中下令杀害中国人权先驱遇罗克。文革初期，中共的“血统论”把人分成“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军人、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份子）。很多人仅仅因为出身问题就受到残酷迫害，有的家庭因出身问题满门遭杀戮。

1967年1月18日，遇罗克的长篇文章《出身论》发表在《中学报》第1期上。他在文中表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罗克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呼唤平等与尊严，吁求基本的人权。因此触怒了中共当局，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中共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在北京被枪杀，年仅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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