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又称“四三”专案，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自1967年开始，由康生、吴法宪指示，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和中央专案组参与调查的一起“揪叛徒”案件，其中马明方等100多名在盛世才统治新疆期间在新疆被抓捕的中共人员被指控。

1936年开始，中共曾与时任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合作，1937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但是随着盛世才与苏联交恶同时与蒋介石重庆政府合作日益密切，1942年开始，100多名中共人员在新疆被逮捕，其中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三名中共干部于1943年9月27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秘密处决。1944年，盛世才被调离新疆，前往重庆。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提出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同时周恩来委托张治中“查清我方被盛世才关押的100多名干部及家属的下落，无条件释放送回延安。”1946年5月10日，蒋介石同意释放新疆在押中共人员，7月11日，129名中共人员抵达延安。

随后，大量新疆归来人员被重新安排工作。在文革前，马明方（东北局第三书记）、张子意（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方志纯（江西省委书记）、夏伯勋（空八军军长）在内的多人得到重用，任省部级以上高官。

文革中，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爆发后，“揪叛徒”成为文革中的潮流。1967年5月，同属南开大学，与“八一八”派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卫东”开会决定参与揪叛徒，称“八一八因揪出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而出了名，我们也不能落后，要多派出一些人，出去抓叛徒，想办法超过八一八”。

在发现新疆中共人员被捕事件后，他们开始调查李宗林、马明方和张子意等曾在新疆被捕的100多名中共党员，指控他们由于与烈士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一起被捕却生还，有出卖三人的叛徒嫌疑。后向空军司令部反映，得到当时空军党委以及时任司令员吴法宪的支持。同月，由空政、民航总局和南开“卫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首次前往新疆调查。

1967年11月，“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正式立案，负责调查该案的中央“四三”专案组（对外代号为“五二六”专案组，“四三”意为在1943年入狱叛变）成立。在康生的审定下，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等20名干部被专案组直接审查，其余被指控者被所在单位审查。1969年3月起，“四三”专案组在许凤家负责下再次前往新疆进行调查。

虽然联合调查组曾两赴新疆，但由于得到的是“死材料”多，“活材料”少，而且无法证实他们所要“证明”的问题，因而当“四三”专案组刚成立不久，中央二办主管该案的吴法宪就指示专案组：“材料不少了，现在要突击审讯，要他们的口供。有口供就可以定案……其它组都有战果，就是我这个司令管的这个组报不出战果。”为此，他责令专案组“把人分成三班倒，日夜审讯”，“案犯不老实就铐起来”，“对他们不存在什么车轮战、逼供信”。从此，该专案组对所列“案犯”大搞刑讯逼供，使用了车轮战、“坐飞机”等酷刑，逼取其所需要的“口供”。

马明方在1968年2月曾被“用打耳光、卡脖子、拳打脚踢、燕儿飞天、坐喷气式飞机等十多种刑罚……进行了20多天的刑讯逼供”。同时，郑大纶（曾任中统特务）、徐梦秋（原中共党员，在新疆后被捕后投靠国民党加入军统）等其他当事人也被专案组审讯，并提供证明材料。20多人在被审查过程中死亡。

1968年8月11日，康生在一次讲话说：“马明方专案能定。 一、叛徒问题，可定；二、投降国民党问题，可定；三、包庇特务很突出，可定；四、特嫌；五、高岗反党集团。”该案逐渐被正式定案。1970年10月，中央专案组在《案犯登记表》中注明马明方属于“叛徒，彭、高、习成员，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处理意见：永开除党、判无期、剥夺终身。”

文革结束后，新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被彻底平反。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6/24/n145376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