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20日，65岁的郑念女士，独自一人，带着一个箱子，20美元，在上海搭乘轮船，永远离开了她的故土。她在《上海生死劫》中写道：

“……细雨瞬间成了倾盆大雨，伴随着电闪雷鸣。我既无雨衣也无雨伞，急切蹒跚地登上湿滑的过道，行李上滴落着雨水。……船起锚了，先溯江而上调转船头，透过迷濛的雨帘，我瞥见了壳牌公司大楼和我昔日办公室的窗子，往事真如虚假的梦。船加快了航速，驰过黄浦江最后一段航道。抵近长江入海口时，风暴停了，几束阳光透过薄簿的云层照射下来。平生多次我从上海由海路出国，诚如此次一样，站在甲板上任凭江风吹拂我的头发，目送着中国的海岸线隐退，从来没有一次令我像此刻那样感到悲哀。”

“正是我在1949年4月，应丈夫嘱咐，将梅平从香港带回了上海。我相信，梅平惨死的骇人悲剧，是在历史的非常时刻因我们作出了留在中国这一致命决定而造成的直接后果。因此，我为自己竟是生还者而深深负疚。我但愿是梅平站在这甲板上离开，去谋求她的新生。毕竟，自然法则理应是老者死幼者生，而非颠倒逆转。”

“我还深深感到悲哀，因为我将永久离开我出生的故国。这真是万念俱灰的最后一刻。苍天可鉴，我曾经如何竭尽对祖国真诚。但是我全然失败了，罪不在我。”

一，出身名门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出生在北平一个官宦之家。她祖父姚晋圻进士出身，曾官居刑部主事。父亲姚秋武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成为海军少将。她长大在天津，曾就读于南开女子中学。她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获硕士学位。

1935年，她在那里遇到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燕京学长郑康琪，两人相爱并结婚。1939年回国后，她丈夫成了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两年后被派往澳大利亚使馆。她和丈夫在澳洲生活了7年，他们的女儿梅平出生在堪培那。1948年，她丈夫回到上海，继续担任外交官。1949年4月，她和女儿也来到上海。

中共接管上海时，他们一家选择留在了上海。根据中共的安排，她丈夫出任英国壳牌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壳牌公司派来新的总经理，英国人，不懂中文，应壳牌公司邀请，她成为新任总经理的助手，一直工作到1966年4月壳牌公司离开中国大陆。

二，文革蒙难

直到1966年4月，她一直过着平静、优雅而又与世无争的生活。

但是，到了1966年5月，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际，她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一天，有两个人上门通知她去参加一个批判别人的群众会议，她表示不感兴趣。其中一人愤怒地责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她竟然回答说：“‘文化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商行服务，又不是文化组织。”

很快，这个不问政治的人，被政治找上了门。因为她当时仍然住着花园洋房，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她的家成了造反派率先打、砸、抢的对象，先后有三拨造反派到她家，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抢走了。

三，拒绝认罪

因有她有留学经历，且多年为外资企业工作，她被怀疑是“英国间谍”。

1966年9月27日，经历了一个批斗会之后，她被逮捕，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这一关就是6年半。

当局指控她的罪名是“里通外国”、为英国人充当“间谍”，但她一直拒绝认罪。

第一次被提审时，审讯员一上来便指控她有罪，并威胁说，不认罪就会死在监狱里。她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宁死也不说谎。”

她后来回忆：“因为我一贯是爱国的，侮辱我做特务，这个我是不能忍受的，我在监狱里就跟他们辩论，我说你们拿出证据来，他们拿不出证据就打我，甚至于变相的用刑，我受的痛苦是很多的，有的时候他们不给我饭吃，让我晕倒在地。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无论我受多大的苦，我绝对不能做假供。”

有一次，审讯员对她说：“别人都交代了，为什么就你不肯交代？”她答：“我没有错，为什么要交代？”对方却说：“你要是没错，全上海一千万人，为什么你会入狱？”

她当即反问：“你把猫搁在狗笼里，怪它不会汪汪，是你错还是猫错？”

在她的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她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因为拒不认罪，她吃了很多苦头。她曾被特制加重方形手铐连日连夜地反铐，致使皮开肉烂，脓血感染，直至昏死过去，她的双手落下终身的伤疤。

她受尽严刑逼供，几次濒临死亡，落下一身病，全身关节整天都在疼痛。如果弯腰屈背，会感到少痛些，但她不愿为减痛而有失形象。长期受到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本就瘦弱的郑念，变得更加虚弱，她的体重甚至跌到70多斤。

虽身处囹圄，但她仍努力维持着自己的体面与尊严。她说：“不能因为被限制了自由就不去整理被风吹乱的头发和被油污弄脏了的衣服，我不只要活下去，而且要有尊严、坚强地活下去。”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此后，中国政局有所松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重新复出工作。郑念的处境也稍有改善。

1974年3月27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办案人员向她宣布，组织上决定对她宽大处理、释放出狱时，她居然拒绝出狱。她要求宣布她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办案人员哪里会听她这一套，马上叫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把她架了出去。

四，女儿被害

郑梅平是郑念与郑康琪的独生女，1943年出生在澳大利亚，回中国时，她只有6岁。

因为自小英文流利，郑梅平曾被安排在上海少年宫接待外宾，还是上海市女子划艇队队长，弹得一手好钢琴，后被选拔进上海电影学校表演系学习。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

他的同学回忆说：“郑梅平出奇地朴素平易，她经常一身白衬衣，蓝裤子，北京布鞋。是品学兼优，积极上进的好学生，也是学生干部，很受老师器重和同学爱戴，给人开朗健康质朴的印象。”

郑念好几次出国前问她：“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到国外看一看？”她总说：“我不要。”因为她爱国，她是“优秀共青团员”。

文革爆发后，她也像其他年轻人一样，积极参与。但不久，她的家被查抄，她的母亲被抓捕，她也被赶出家门，关进“牛棚”，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

郑念在狱中一直掂记着女儿。别的在押人员都有家人送东西，她却一直没有。有一年冬天，她实在冷得不行，请求看守让她的家人送棉衣棉被来。结果，一天看守给她扔进一个包裹，里面装的是她儿女的棉衣和棉被，且这棉衣、棉被还像新的一样。当时，她就预感女儿可能出事了。

出狱那天，来接她的，不是她的女儿，而是她的干女儿。她问：梅平怎么没有来？干女儿说，呆会儿到房间跟你说。进屋后，干女儿才对她说：梅平1969年从市体委大楼跳楼自杀了。

对她来说，这简直就像晴天劈雳。她不相信女儿会自杀。经过一番调查后，她才弄明白了女儿的死因。女儿是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成员胡永年等人活活打死后，扔下楼的。

郑梅平被虐杀时，年仅26岁！

郑念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弄死我女儿，是我永远不能原谅的事。如果我对任何人说我的心情平复了，那绝对是撒谎！”

五，撰写《上海生死劫》

离开上海、离开中国后，郑念却常常回想起她和女儿在文革时的遭遇。

1986年，71岁那年，曾经是“上海英文讲得最好的中国人”的郑念，用娴熟的英文与良好的文学素养，写成自传体小说“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先在英国出版，次年在美国出版。

她回忆说，写这本书，前后花了两年时间，一共写了五遍：前三遍整理思绪，第四遍校订文法，第五遍删节，由1200多页删至760页。

这本书一经面世，立即轰动欧美，成为海外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最著名畅销书之一。如今，这本书已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她也因此成了闻名欧美的文化名人，世界各地邀她去演讲的请柬纷至沓来。她声情并茂的泣血演讲，令听者无不动容。

结语

2009年11月2日，郑念女士病逝于美国华盛顿的家中，享年94岁。

有人称郑念为“北方的佳人”，有人称她为“上海的名媛”，有人称她为“最后的贵族”。从这些称呼中，就能感受人们对她的美丽、优雅与高贵的赞美与钦佩。

历史学家余时英评价说：“她人品极高，绝对不会向共产党妥协；不会说共产党现在有钱了，对你也很好，然后就放弃过去的追求，郑念绝不肯的。如果中国人都能像郑念，第一，共产党不会产生，第二，产生了也不会长久；但是在中国，妥协的人远远多于坚持自己立场的人，这是很大的悲剧。”

在中共的红色恐怖中，郑念始终坚持不向中共妥协，是非常难能可能贵的。这是郑念留给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子孙后代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2/21/n1470248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