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到延安追求理想的青年都有一个“延安梦”，多少人幻梦成空，多少人消失在梦中……

——司马璐

司马璐到延安那会，“延安整风”还没开始，但整人的氛围已经有了。当时挨整的对象主要是“托派分子”。

司马璐描述说，“延安到处为‘托派’的影子自相惊扰，究竟托派是怎样的？主张是什么？绝大多数的干部根本摸不清楚。我们所见的反托派的文章，也只是骂街式的口吻。据说‘托派’往往又是以左的革命面目出现的，所以一方面‘托派’的影子这么恐怖，一方面他跟我们之间的具体的形像、观念又非常模糊不清。而且又据说，‘左倾’的机会主义是‘托派’，‘右倾’的机会主义也是‘托派’，反正，一切的罪名都好像与‘托派’有关似的，以后，‘托派’的字样也不准用，只能称为‘托匪汉奸’了。”

到延安后不久，司马璐因病住进了医院。医院里有个老病人，因为年纪比其他人都大，加上听他自我介绍过他的一段革命历史，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听他说：

他是最初与王明（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等人同去苏联的，回国不久，就被政府逮捕，一直坐了十几年的牢，直到抗战开始，才在“释放政治犯”声中被释来延，但是他这时已经是肺病二期了。除此之外，他还告诉过他们一些在苏联的故事，在政府狱中受刑和狱中斗争的故事，别的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有一天夜里，医院里突然紧张起来，窑洞内外也增加了士兵，病人们一个个走下炕来探头张望，又被赶回自己的炕位上去。

“不得了，那个痨病鬼张抱平，原来是个托派。”在宁静以后，一个女看护慌张的走过来对其他病人说。本来这个女看护也一向敬重的称“张抱平”为“张同志”的，这时已改口称他为“痨病鬼”了。

司马璐回忆说，“张抱平已经被抓去了，这时全院的同志都在骂他，都在从张抱平的平日谈话中，竭力寻找可疑的地方，好像个个都愿意挺身作证似的，但是又说不出所以然来。”

又有一次，司马璐在边区合作社餐室吃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个边区剧团的女演员林萍，她在延安已经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毕业，活泼美丽，热情可爱，时时流露着天真的微笑。第二天司马璐就去看她，她单独住了一个小房间，房内收拾得很整洁，她待人也颇富有人情味，态度温和，心地善良，她虽然没有特别的好东西款待客人，但是能够给客人一种说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亲切而诚恳。

“听说你常去看边区剧团的林萍，是吗？”事后，领导笑着问司马璐。

“是的。”司马璐坦白的说。

“她是有政治问题的，你知道吗？她有托派嫌疑。她对你说过些什么？她对你谈过政治问题吗？”
“书记同志，我看她人倒是挺好的，我们从没有谈过政治问题，她也没有说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

“你还知道她别的情形吗？”

“不多，我只听说她的未婚夫快来了。”

“这个女人好狡猾，好吧，你跟她多接近也好，不过她说些什么，你要随时告诉我。不要中了‘美人计’，为女人把你迷昏了。”

不久，司马璐在林萍的介绍下认识了她的未婚夫杨明。其后他又和杨明单独见面交谈过。有一天，他们在陕北公学碰到，他拉司马璐在山边坐下，突然问他：“你了解林萍的情形吗？”

“我当然没有你了解得多。”司马璐说。

“你们不是很接近吗？”

“不要开玩笑了，她是你的未婚妻。”

“不！”杨明把脸一沉，摇摇头，像似很愤怒，又像似很伤感似的，然后又低下头：“不，她已经有政治问题了，我和她从小同乡又是同学，我们在十年前就订婚了，我也很爱她，我们过去又在一起做过革命工作，这次我很快乐的要求党把我调来延安，以为我们就可以结婚了，岂知一到延安，组织上就告诉我她是一个托派，后来又说是国民党特务，要我了解了解她，找出她的反动证据。你想，这是多么痛苦的事。”

“那么，你找到没有呢？”司马璐迫切地问。

“活见鬼，什么证据，她懂得什么，还是那么一个天真的孩子似的，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了解她，了解什么呢？你能否帮帮我的忙，她究竟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没有？”

“我也看不出什么道理，不过，你的心神也应该定定，如果她真的没有什么，真金不怕火，组织上也不会冤枉她的。”司马璐支吾的说。

“难道真的不可能冤枉她吗？”

司马璐没有答话，他们相对沉默了好半天。杨明想想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欠妥”，又自己回答了：“即使冤枉一两个同志，这也免不了的，党不能让一个反动份子混进组织，破坏革命，自然需要高度的警觉，需要严密，所谓‘以防万一’，为了在一万个同志中防备一个反革命分子，自然冤枉一些好同志，但，这是为了革命也没有什么。否则放松一个，革命就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了。”

这以后，司马璐没有再见过杨明，林萍也听说被调了工作。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8/21/n1380697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