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当局连环出招，整肃各行各业，被外界形容为搞“二次文革”。虽然很多人都在提文革，但是没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或者对那段历史所知不多的人，其实并不能完全理解那是怎样可怕的日子。

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文革受难者》一书作者王友琴讲述的几件事，一起走近荒诞的文革。

“老子反动儿混蛋”习近平曾受牵连被打

王友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日前，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文革中，习近平曾因为父亲习仲勋的原因，被学校的红卫兵殴打。

1966年8月，文革初期北京“红八月”期间，习近平还是北京八一学校六年级的学生。文革开始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为由迫害关押，习近平沦为黑五类子弟。

习近平当时的语文老师陈秋影告诉王友琴，习当时被打了。为什么呢？因为红卫兵运动除了打老师以外，他们有一副对联，是他们的“组织路线”，叫作“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所以在那个夏天，如果爸爸妈妈被当成所谓“有问题的人”，他们的孩子也要被打。陈秋影说，当时习近平被打了以后，很痛苦，还问过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陈秋影也回答不出来，只能安慰安慰他。

据说，习近平还曾被拉去游街，但他的老师没看见，只是听说。陈秋影认为，当初习近平是个好孩子，没有学坏。

卞仲耘家属记录红卫兵罪证 却等不到真相大白

在王友琴的书中，占据最长章节的，是关于北师大女附中（现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副校长卞仲耘的内容，她是北京第一个被批斗、殴打、凌虐致死的教育工作者。

对于有人辩解称卞仲耘死于心脏病和高血压，不是被殴打致死，王友琴认为这是企图为当年红卫兵暴行开脱罪责，是无耻的谎言。

王友琴在书中写道，“我就是看到了才知道这是卞仲耘的血呀。我曾经住在这个宿舍楼里。不大的一个宿舍，它五层。在一楼的走廊和那个楼梯拐角的地方就是血迹。”

王友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刚刚去世。这位百岁老人，生前坚持为惨死在红卫兵棍棒和军用皮带之下的亡妻讨公道，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等到真相大白，也没有看到打死卞仲耘的凶手们受到法律制裁。

王友琴说，王晶垚是受难者家人的一个典范。卞仲耘惨死后，他立刻去买了一个照相机，把尸体、血衣、上面写的字、被打坏的手表都照了相，他还照下了那个火葬场的青烟，他保存了当时收集的所有的资料。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

王友琴对美国之音表示，1967年，北京红卫兵抄家的高潮有所减退，王晶垚在家中一个橱柜里设置了纪念卞仲耘的灵位。卞仲耘的骨灰原先一直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后来有一天，王晶垚去看的时候，居然找不着了。原来，当局把她的骨灰盒按照所谓的“干部级别”换了位置。王晶垚非常生气，他决定自己去买个墓地把它安置起来，免得在八宝山还被拿来拿去。

2017年9月9日，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举行90年校庆活动，校方将中共高干宋任穷之女、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宋彬彬评选为“知名校友”，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上，并将卞仲耘的照片，以及毛泽东与宋彬彬的合影都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合影中，宋彬彬正在给毛配戴红卫兵袖章。

王友琴说，王晶垚对北师大附中校方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抗议。他给学校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直言宋彬彬献的这个袖章上有卞仲耘的鲜血。

2007年12月22号，王晶垚还给北师大附中校长袁爱俊写过另一封公开信。他说，宋彬彬作为当时学校的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强烈抗议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

王晶垚说，学校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也就是毛首次接见红卫兵，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所有人警觉。

卞仲耘走后，王晶垚还活了55年，今年8月29日去世。他在生前一直努力发声，却还是没看到凶手被绳之以法。

在王友琴采访调查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包括北师大女附中，有三位校长和三位老师在“红八月”里被打死。这里并不包括被打被羞辱之后自杀的人。

王友琴说，这是群体性的迫害。她去问过，还没问到过没挨过打的校长。小学校长都有被打死的，比如，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和教导主任。

文革惨烈乱象 毛泽东心知肚明

对于文革乱象之惨烈程度，王友琴认为，毛泽东心知肚明，上面的领导人也是都知道的。

她了解到，北京当时每天都上报打死人的数字，虽然不是很精确的统计，但是每一天上报，而且通过好几个渠道报告。所以文革结束后，1980年，《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一句话就是说，在8月到9月初的20天里面，北京城一共打死了1772人。他们没有公布这些人的名字，也没有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有这么一句话。

1985年，王友琴还在的一份官方报纸上发现了一批人的名字和银行信息，这些人的银行存折没有人领取，所以银行把名字公布出来。而别人马上就想到，这都是那些文革中被打死害死的人的银行存折。王友琴认识的一名受难者的女儿，就是看到了那个名单上的名字，去银行领了母亲的存折。

毛泽东既然了解当时的社会动乱和任意杀戮现象，他为什么故意放任这些暴行？

王友琴认为，这样的暴力和恐怖，是控制人民的最强有力的方法。所以一直到55年之后的现在，有很多人你去问他文革的事儿，他马上就说不想说这个事儿，这种恐怖的力量显而易见。

所以，文革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不仅毁掉了许多人的生命，还带来长久的恐怖、毁坏了人们的道德。

“我们应该起来抗争”

有评论人士认为，现在，中共当局在许多方面追随或模仿毛泽东，导致文革沉渣再度泛起。社会上出现了鼓励学生举报老师，或“不得妄议”等，与文革中“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荒唐现象很像。北京最近还提倡所谓的“共同富裕”，整肃教育、文艺、金融、科技多个行业，等等。

王友琴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有些人他们在控制怎么写历史。他们把历史改写了，也就体现出这些人想要制造一个什么样的将来。

她说，“如果你觉得文革是一个探索，而不是一个罪恶。如果你觉得打死卞仲耘校长是不值得一提的一件小事，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会要做这样的事呢？我们还会重复这样的不讲法律、反人类的残忍的做法？我觉得这是应该特别讨论的一个问题。”

当然，很多普通人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大家可以争取有，“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样子的将来”。

王友琴的书《文革受难者》，记录了659个人，他们全部得到了平反。但是，这本书现在在中国大陆被禁，她把相关信息放到网页上，网页也被封禁。

王友琴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起来抗争。这不是写历史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道德原则和我们的理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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