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人披露的文件揭示了2018年一项研究基金申请计划书。该计划书详细介绍了危险的冠状病毒功能性增益实验。

新露出水面的文件详细阐述了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和中国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计划如何利用功能增益实验将“人类特异性切割位点”（human-specific cleavage sites）人工插入冠状病毒中，以提高它们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

新发布的文件是2018年提交给五角大楼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基金申请计划书的一部分。计划书详细描述了人工合成“类-COVID-19病毒”的蓝图。研究的表面目标是通过预测病毒是否会随时间而演化，以便人工获得这些演化增强的特征。

当COVID-19首次出现时，一些科学家就对该病毒在切割位点具有针对人类特异性的适应性感到迷惑不解。科学杂志《自然》（Nature）上的一项研究指出，COVID-19病毒“在所有被测试物种中表现出对人类（h）ACE2的最高结合。”

COVID-19这种针对人类的结合特征，在同一类噬菌体的冠状病毒中不存在，使得它与过去的疫情爆发极为不同。该病毒与人体细胞结合的独特能力使其具有高度传播性，并使病毒能够在全球迅速传播。

这种无法解释的COVID-19的结合特征导致了全球瘟疫大流行和数百万人丧生，也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崩溃。相比之下，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症（MERS）在全世界只造成不到1000人死亡。

这些文件最早是提供给一个研究COVID-19大流行起源的互联网团体，后来被一位前川普（特朗普）政府官员证实。

这个名为DRASTIC的组织已经将这些文件发布到网上。（注：该组织的全名是分权彻底自主搜索COVID-19调查小组，Decentralized Radical Autonomous Search Team Investigating COVID-19。）

五角大楼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金莱特（James Gimlett）拒绝了这一基金申请，主要是因为该计划涉及危险的功能利用和两用研究，而达萨克的计划书既没有提及，也没有评估这些研究。

然而，计划书中的细节，包括中国云南省现有试验场的信息，令人不得不关注计划中提及项目的现状，并进一步质问计划书中提及的一些工作是否在提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达萨克最终是否进行了拟议中的项目，但他和他的中国合作者、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所长石正丽已经从其它美国机构获得了其它项目的资金。其中包括安东尼·福西（Anthony Fauci）博士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NIAID）的资助。该研究所资助了武汉病毒所的类似病毒功能收益研究。研究人员也得到了中共政府的直接资助。

达萨克2018年基金计划书共75页，提供了许多细节。它佐证了COVID-19是在实验室中制造或增强的说法。

虽然病毒本身是自然产生的，但是该计划书表明，达萨克和石正丽计划引入适当的人类特异性切割位点，并评估病毒在 Vero 细胞和 HAE 培养物的生长潜力。

用外行的话说，达萨克和石正丽提出了一个蓝图：人工将人类特异性切割位点插入冠状病毒中，以使其在人类中传播得更快。COVID – 19中明显异常的切割位点尚未在任何其它β-冠状病毒中发现。这一事实在疫情爆发时立即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2020年2月1日，在福西主持的一次秘密电话会议上，病毒的这一特征成为讨论的主要话题。这次电话会议是由福西和英国制药信托董事（British pharmaceutical trust Director）杰里米·法拉尔（Jeremy Farrar）匆忙召开的，以回应公众关于COVID-19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之间潜在联系的报导。在明显提到将人类特异性切割位点插入 COVID – 19 时，一位电话会议与会者指出：“我们也需要讨论（DNA链的）骨干，而不仅仅是插入？”

在同一次电话会议上，由福西资助的科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徒生（Kristian Andersen ）声称“60-70%肯定病毒来自实验室”。安徒生的合作者爱德华·霍姆斯认为这个数字甚至更高，达到”80%”。

尽管他们私下里认为病毒有可能是人工设计的，但福西的电话会议小组在这之后的20个月内一直公开鼓吹病毒的自然起源说。

达萨克和石正丽的计划书还详细阐述了用其它病毒的序列信息对病毒进行人工合成重建的建议。这意味着武汉病毒所希望参与合成病毒的制造。该计划书表示，武汉病毒所每年将制造三到五种这种“新”病毒。

该研究所还计划将包有“新型嵌合刺突蛋白”的气溶胶释放到本地蝙蝠种群中。表面的目的是为蝙蝠接种疫苗，防止病毒随后跳到人类身上。这个计划似乎以前没有披露过，也没有人评估过其相关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达萨克的基金申请还称，他和武汉病毒所已经在中国云南省有一个“试验洞”。

云南和加利福尼亚面积差不多大。然而，该计划书没有具体说明实验地点的确切地理位置。一种可能性是，达萨克的试验场是墨江矿。武汉病毒所在那里进行了很多年的实地研究。墨江矿试验场的存在被达萨克和石正丽反复隐瞒，直到在线研究人员在研究该流行病的起源时，才在中国研究论文中发现该矿的参考文献。

墨江矿作为试验场的可能性似乎得到了卫星画面的支持。卫星画面显示，2012年，在偏远的矿场出现了新建筑。三名矿工死于COVID-19型疾病。墨江矿也是石正丽发现与COVID-19亲缘关系最接近的病毒的地点，而她在疫情的第一年隐瞒了这个事实。

墨江“试验洞”的存在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当局采取了非常措施，阻止任何人进入墨江矿区或周边地区。2020年12月，BBC的一名工作人员多次被阻止进入该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达萨克的计划表明，他和石正丽都拥有一百八十多种独特的冠状病毒，而大多数序列从未发布。事实上，2019年9月12日，武汉病毒所在半夜删除了整个蝙蝠病毒序列数据库，这些序列一直缺失至今。在达萨克的要求下，调查病毒起源的世界卫生组织决定不向中共当局查询数据库的问题。

达萨克的计划还透露，武汉病毒所有保存活蝙蝠的设施，而他和他的合作者后来都否认了这一点。

达萨克2018年计划书的曝光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应。维斯库特·莱德利（Viscount Ridley）正在写一本关于本次病毒起源的书。他对达萨克隐瞒了将人类特异性切割位点插入冠状病毒的计划表示失望。

莱德利说：“现在事实证明，他撰写了关于武汉病毒工作的重要信息，但拒绝与世界分享。我很生气。全世界也应该为此而愤怒。”

达萨克的计划详细描述了该研究所的科学家打算将切割位点插入蝙蝠冠状病毒，从而制造出一种专门为人际传播而设计的新病毒。正如我们所知，一年后在武汉出现的病毒具有达萨克计划书中描述的确切特征。

达萨克的基金申请计划书应该引起科学界内外更广泛的关注。人们也应该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像福西这样的科学家身上，因为他们努力地鼓吹病毒的自然起源说。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9/26/n1326147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