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大闭幕讲话中，习近平表示要继续对国际贸易开放，并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这种说法似乎是在打消外国投资者的疑虑。但中共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等内容写入党章，在外交领域强调制度之争，显然与其开放的说法相反。

观察人士表示，过去十年来，中共主导党务的王沪宁让中共在外交政策上急速地意识形态化，是他给中美之争设定了强硬的愿景和目标。“东升西降”、“战狼外交”的背后，都有王沪宁的身影。

王沪宁与中共外交

2019年7月17日，中共召开该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习近平接见参加会议的全体使节，陪同会见的人中，罕见地出现了王沪宁。当时很多人都怀疑，身为党务官员的王沪宁，为何参加外交会议。

其实，早在2012年中共18大前后，有关王沪宁出任负责外交政策最高官员的说法曾盛传一时。

2012年10月《南华早报》爆料说，王沪宁可能出任中共负责外交的副总理，自最后一位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官员钱其琛1998年离任以来，最高外交职位一直由资历较浅者担任，被认为只能执行上级命令，削弱了他们协调的权力。

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中国国内一位专家的话说，王沪宁将起到一个类似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作用，负责协调中共方方面面的安全外交的政策。

2013年初《华尔街日报》也报导，王沪宁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唯一一个美国政治专家，许多人预计他会取代戴秉国，成为中共负责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员。

同期的凤凰网也报导，习近平重要的外交核心的智库智囊，一个是王沪宁，一个是林毅夫。

2015年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说，张高丽被任命为建设“一带一路”的业务领导小组组长时，四名副组长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北京的一外交人士表示：“王沪宁是制定‘一带一路’等主要政策的人物，让他出面意味着习近平将亲自指挥‘一带一路’。”

2017年，王沪宁新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还分管对朝鲜的外交，这是因为中朝关系特殊，中共历来由负责党务的官员主导对朝外交，刘云山也曾主导对朝外交。

事实上，在习近平在COVID-19爆发之前，王沪宁经常陪同他出国旅行，表明他参与了外交工作。

去年底网站The China project的一次谈话节目中，美国专家也提到，王沪宁在习近平的所有出访活动中都陪伴着他。他似乎有这种能力，能够记住一些政策要点和过去讲过的话，所以当习近平或其他人与外国领导人会面时，他能准确地说出上次发生了什么，并对这次应该说什么提出建议。

“东升西降”

王沪宁最终没有成为正式的外交官，而继续担任中共意识形态主管，包装了习近平每一个标志性的政治概念，包括“中国梦”、反腐运动、“一带一路”倡议、“东升西降”和“战狼外交”。

作为一个前比较政治学教授，王沪宁似乎更专注于意识形态领域。但一名熟知王沪宁的学者这样评价：王沪宁的知识结构却明显地缺了这一块，特别是他对西方自由主义流派学说的生疏。在他的一系列论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的远离。

政论家陈破空曾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沪宁从青年时代开始，就饱读马恩列著作，手抄《毛泽东选集》。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实际就是王沪宁的马克思主义；所谓习近平思想，其实就是王沪宁思想。习近平的极左，很大程度上，来自王沪宁的极左。事实上，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才是当今中共的大脑和极左思潮的源泉。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近日发文说，在19世纪80年代，王沪宁设计了被称为“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即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党）来指导市场发展。

但是，王沪宁的作用远比这更重要，罗奇说，他还一直是美国正在衰落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1991年，在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之后，王沪宁写了一本《美国反对美国》的书，描绘了美国日益被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所困扰、危机已成定局。

罗奇说，在2008、09年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王沪宁的观点在中共领导层中占据了上风，导致习近平得出结论，一个崛起的中国，完全有能力挑战一个衰落的美国。从那时起，王沪宁的晋升为美中冲突煽风点火。

分析人士表示，王沪宁在制定政策方面具有优势。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靖说，王沪宁非常善于解释领导人的理念，领导人常会提出一些大的理念，但不知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王沪宁知道他们的想法。

在一次关于“共同富裕”的讲话中，习近平不点名地批评美国，“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这里面显然藏着王沪宁的手笔，尽管中共特色社会主义正迅速把中国转变为地球上经济最不平等的社会。

很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王沪宁包装了习近平的外交理念。《纽约时报》报导说，中共共产党领导层中，几乎没有人像王沪宁那样力促中共超过美国。王沪宁已经成为习近平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密友，他给中共与美国的竞争，设定了强硬的愿景和目标。王沪宁的崛起与习近平不断扩大的强硬议程同步。

欧亚集团的牛犇说，王沪宁进入中共官僚机构前是一位国际关系教授。因此，如果他不向习近平提供某种类型的外交政策建议，那就很奇怪了，他以前的一些文章和他以前的工作表明，他可能建议习近平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更加意识形态化。

“战狼外交”

《日经亚洲》近日报导说，王沪宁是习近平在国内和外交事务上的最高顾问，王沪宁被称为“战狼外交”的主要理论家，而王毅则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践。简而言之，习近平似乎是为了维持中共的强硬外交政策，而保留了“二王”。

“很明显，习近平认为中国（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斗争为主题的时期，而不是一个机遇时期。”《超限：中共对西方挑战内幕》（No Limits: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War with the West）的作者安德鲁‧斯莫尔（Andrew Small）对CNN说。

斯莫尔说：“对美中关系将进一步恶化的预期，导致中国（中共）更公开地参与与西方的系统性竞争，更强硬、更公开采取意识形态的敌对立场，更努力地建立自己的反联盟，以及以更大的推动力来支撑中国（中共）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王沪宁与“战狼外交”的联系，最初被外界注意到是在美中贸易战期间，当时被视为开明的副总理刘鹤谈判有进展之时，国内的宣传却出现不同的声音。

路透社报导说，几名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虽然大权牢牢在握，但在如何处理贸易战的问题上，中共党内罕见地出现了批评声音，习近平的亲密助手王沪宁正在成为众矢之的。

消息人士说，很多中共内部的看法是，宣传部门的浮夸自大导致了美国对中共的警惕，进而在贸易问题上不惜跟中共直接发生冲突。

路透社引述一位接近中共领导层和宣传系统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王沪宁把中共吹过了头，现在惹上麻烦了。

《华尔街日报》2013年的文章就预言道，如果王沪宁在外交政策方面获得更大发言权，将是一个“灾难”。一名学者说，当共产主义破产时，它们需要某种其它东西来取代它，王沪宁给出的建议是爱国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但他关心的是如何让共产党保住权力，而不是如何让中国强大。

中共二十大后，中共把“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等内容写入党章。20大期间，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回答记者问时说，“敢于斗争是中国外交的精神品格。”

牛犇认为，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中共的野心只会继续膨胀，战狼外交将进入2.0时代，亦或是所谓的“激情外交”，“所有来自北京的权威政策文件，特别是去年11月六中全会上发布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历史决议，我们只看到一种重申，甚至是加强中国（中共）的这种强势外交，以及在面对外国批评时不退缩。”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莫里斯‧格林荣誉主任韩磊（Paul Haenle）10月23日发表推文说，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中共打算改变他们的外交政策方法。“事实上，我预计会有更多（外交政策）的持续性而不是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在未来五年内，随着权力的巩固，习近平对外交政策会采取更加武断／激进的做法。”

“所有这些更加武断和胁迫的行动都伴随着中国（中共）外交官在习时代采取的一种侵略性的胁迫外交方式，即战狼外交。”韩磊在另一则推文中说。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0/26/n138534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