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坎儿”，民间流传的“逢九必乱”之说对中共的命运不是虚言，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到台湾“反红媒”，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反共声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势不可挡的历史阶段。

这股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动者就是辛灏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统治摇摇欲坠的这个年头里，各地邀请辛灏年教授演讲的安排接连不断。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也特别专访了辛灏年教授。

辛灏年教授现在已是71岁高龄，定居美国。他的原名是高尔品，安徽巢县人，在中国大陆时是著名作家，后专注研究历史，来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因对中国现代史深刻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辛灏年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忠诚守护者和代言人”。

在访谈中，辛教授从他的个人成长和成名，到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对台湾和两岸未来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谈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他早早就洞见中共之命运真相的真知灼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从今天起把这次对辛教授的专访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称），陆续发表，敬请关注。



不讲假话的创作上下不讨好却被读者喜欢

我是1979年赶上了“文学解放”的末班车，写了几篇小说。当时比较有名的几篇，比如《西方宣传》，《我的妈妈》，这些小说在全国都是转载许多许多次，从北京到上海都转载。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一个青年作家了。

1980年，每个省挑选一个已经崭头露角的青年作家到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集训，通过这一次集训以后就有所提高了，我就做了专业作家了，我回到安徽就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的专业作家。

可是短暂的“思想解放”、“文学解放”真的是非常短！短到我八零年从北京毕业回来的时候，冷风已经开始了，北京已经开始限制作家们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可以写，起码“文革”不可以写。当时出现了一个所谓“歌德”和“缺德”的争论：要歌社会主义的德，不能缺社会主义的德。当时已经公开地开始批判解放军作家白桦的《苦恋》。

在这种状况下我还是坚持写了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困难越来越大，因为我的作品有个很大特点：我从不讲假话。要是用文学上的行话来说，我在一个本应该进行彻底否定的中国社会里面，我的文学创作风格是一个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就是我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用我自己的笔，从文学的角度来开始批判，当然首先是文学了，但是生活内容是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生活的内容。所以我既不讨上面的好，也不讨下面的好，只有一些读者喜欢我。

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思路源于我的生活经历

批判现实主义的思路的形成，很简单，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从我记事开始，我看到的就是血腥的统治，我看到的就是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和无辜人民遭受共产党的迫害。我的父亲，一个教师，被无辜地打成“右派”，我在10岁的时候，就成了“右派”的儿子，我的衣服背后，就被人写过“小右派”三个字。

这些东西对我当然是有影响的。由于我们家庭，哥哥姐姐们都大了，他们四八年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都是地下党，所以“解放”以后他们状态还可以，他们养着家、养着我和我的小哥哥。我经济上没有吃大苦，但是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的磨炼——说的好听叫磨炼，说的不好听叫欺负、歧视、压迫——那是难以想象的。

我平常不说这个，因为我不愿意说，好像因为父亲是“右派”，所以才来批判现实、才来反对共产党。不是！因为在我成为作家以后，我的生活，我们家里所有人的生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发生着根本的变化。我的大哥是全国有名的经济学家，我的小哥是大学校长，我的姐姐退休比较早，因为身体不好，她也是老党员。我们家他们三个都是党员，只有我一个人不是，我连共青团都没有入过。这样一种状况，就让我无形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磨炼、灾难、受欺负、被歧视。

遭羞辱和欺负的小学、初中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教导主任给我们上地理课，一进门就问我：高尔品！你昨天又上哪去了？我就不吭声了。他说：站起来！我只好站起来。他说：是不是又去劳改农场看那个“反革命”的父亲去了？！这对一个11岁的孩子是什么感受？当时觉得很丢脸，觉得很难过：我父亲是个好人，为什么变成劳改犯？我不懂。但是，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在课堂上这样公开地羞辱，我受不了。

同样的一件事情也发生在我的同学身上。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当班长，有一个同学很有才气，会画画，父亲在劳改，也就是“反革命”分子，那天他上课迟到了。一个地理老师，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初一年级组组长。这个同学因为迟到了一分钟，就被罚站在门口，不让他进来。那老师抱着地球仪骂他：你这个劳改犯的儿子！不准你进教室！本来你就不够资格上学！

我当时站起来和这个老师争了整整45分钟。我说，你不应该这样。他说，高尔品，小心点！你父亲是“右派”分子，你自己不明白？我火了——我少年的时候很有性格，我说，你是共产党员，我们都知道，可你爸爸不也是被共产党枪毙的吗？他一下瘫掉了，不吭声了，气得抱着地球仪就走了。

到初三毕业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换成了政治老师，这个老师竟然批我“思想不健康”。因为那一年开始发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我就把那个红宝书放在口袋里面，毕竟少年嘛，有点调皮，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枪子弹打上去都会被弹回去了，刀枪不入！所以，现在解放军取消，只要一本毛主席语录就可以了。”因此我被批成是“思想不健康”，并且建议高中不录取我。

后来因为我在初中时期给这个学校争得过许多光荣，参加各种各样比赛都得了冠军亚军之类的，所以校长对我比较同情，就把他的评语给改了。这样我才考取了芜湖第一中学，也就是安徽省第一个重点高中，最好的学校。

被歧视、受批判的高中

到了高中以后，就更厉害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每天都要向组织、向班主任写思想汇报，要摆家庭对自己的反动影响，摆社会对自己的反动影响，摆自己思想中的反动思想——这叫“三摆运动”。一个班上39个学生，开始好象只有我出身不好，还有一个地主的儿子，我们俩是公开的，一个是“右派”分子的儿子，一个是地主的儿子，其他的好象出身都好。

三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班里有35个出身不好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组织上知道。我们的压力很大，每逢任何在政治上要响应党中央的什么号召，或者是要在政治上有某种运动影响到学校的时候，我们都被弄得很紧张，惊心胆跳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整个生活从少年时代开始到高中毕业，就没有过过好日子。经济上虽然没有受大苦，但是思想上、感情上、精神上没有过过好日子，矮人一头，被人歧视。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批我反动的大字报也上了墙，班上几个后来的“文革造反派”、武斗干将揭发我说过：“如果鲁迅活到今天，肯定会打成右派不可。”这话还真是我在高中一年级说的。今天回过头来看，我是对的！ 1979年我在北京开全国作家一个会议的时候，中国文坛的泰斗周扬就说过一句话，叫做“鲁迅若是活到今，天安门前等沙土。”这说明我没错啊！可是批我的“文化大革命”大字报上墙了——我知道我的灾难到来了。

六天以后，《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来了，不准学生斗学生，因为毛泽东发现，他靠他的红色二代们不可能造他们父亲的反，他必须把不明就理的、不懂事的、充满着热情的、崇拜着他的广大大中小学学生全部发动起来，才能打倒心中的走资派，也就是实行他的党内的大清洗。

这样我才算是逃脱了。很多人跟我说“文化大革命”怎么好、怎么不好，我说那不用说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的父亲、母亲都被赶回老家了，我自己孤身一人在北京。

我的父亲：位至督学、选择归隐、被打成“右派”

我父亲是中学教师。1949年以后，他想归隐，他本来地位挺高，可他不太愿意配合共产党的政府，给他大学校长他都不做，他选择归隐了，回到老家芜湖，就找个中学教师做了。

中共建政前他做过大学教授，做过校长，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督学。他是抗战时期带领学生到大后方，全体安徽学生变成国立第八中学，他是这个学校的负责人。后来因为他做得很好，然后调到教育部。在那个社会里，由于他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吧，他是倾向于共产党，支持共产党的，救了很多共产党，大共产党、小共产党，他救了很多。但是没想到，解放以后，共产党还是把他打成个“右派”。当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叫他去台湾他都没去，就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们家庭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待续，敬请关注）


希望之聲 / 原文网址：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9/08/15/n31085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