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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史实】中共“大跃进” 四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 (图)
关于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当时的惨况究竟如何?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曾举例,有一个在公共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队长,每次都把米饭带回锁在柜中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另有一个姑娘饿死,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把姑娘腿上肉割了回去吃,而且很多饥民在打听,谁家最近死人,把坟挖开,把那个死尸刨出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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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抗日?真相是什么 张学良亲述历史(图)
2014年10月19日,上海澎湃新闻网发表了题为《张学良口述自认“就是共产党”》的文章,内中采访了中国知名近现代史学者杨天石。对民国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杨天石是阅读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的“第一人”,但事实上,他也是收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学良档案的最早阅读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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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中) (图)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4) 编写:爱德华

接“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上)”

大饥荒中拒绝外援

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有人建议紧急进口粮食,但被毛泽东否决。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后来透露:“毛泽东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见1987年赵紫阳对美国作家Harrison E. Salisbury的谈话)”。大饥荒时,国际社会已经准备提供援助,中华民国政府不记前嫌拿出粮食,准备救济大陆同胞。但是,外交部长陈毅告诉日本外宾,中国决不“乞求美国的援助”。当时的中共政府轻蔑地拒绝了一切真挚援助,也拒绝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真挚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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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眼睛反映内心魔变 看上去像中国人的“人” (图)
当我在华北日本阵线后方共党区域内旅行时,曾亲眼看到共党的教育“青年领袖”,经过所有的阶段后将中国青年变成俄国的傀儡。这事通常很公开,但有时为了需要而保守秘密。自然我并未能立刻得悉全部的情形,但经数年与共党的密切接触,我将所获得的情报及观察所得的零零碎碎事实凑合起来,已能完成一个完整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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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上) (图)
《共产党毁灭人类暴政录》之中共窃政后杀人篇(4)   編寫:愛德華

大饥荒见闻

1960年,距今虽近60年,可一提起“1960年”这个词,大多数60/70岁以上的中国人仍然马上会与“饥饿”二字联系起来。笔者的家乡,就有当时饿死的父老乡亲,长辈们提起那场时代大饥荒,至今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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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典范!军阀阎锡山防堵肺疫 保境安民
因中共隐瞒疫情真相,导致武汉肺炎蔓延全国,死亡人数持续攀升,到了使用近20台“移动式焚化炉”的地步。此消息引发网友热议:“到底死了多少人?”“不够烧,还要调派移动焚化炉……”大疫之下,中共在多地实行“战时管制”,隔离医院如同集中营,将急欲求生的中国百姓推向苦难的深渊。中共对外封锁疫情真相,对内打压异议人士,抓捕寻求自救的平民百姓,又以“文革”式暴力防疫:随便抓人、打人、牵绳索游街示众等,侮辱国人人格尊严,引发民众愤怒。

追昔抚今,我们且回顾一百多年前,军阀阎锡山的防疫举措,其展现的行政效率,实属罕见,也对当下是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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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莅临太原与阎锡山合照。(公有领域)

民国七年(1918年),晋北爆发严重肺鼠疫。此次疫情源自内蒙古,后波及山西北、中部二十多县。1月1日,北京通告山西省府,内蒙绥远、五原、萨拉齐及包头镇等地发生肺疫。1月5号,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接到山西省内疫情报告。1月7日,时任总统段祺瑞作出批复,任命伍连德、陈祀邦、何守仁三人为检疫委员,负责防疫事务,调查处理山西大同一带疫情。

1月5号,阎锡山接获疫情报告后,遂即公开讯息,着令山西各县迅速阻断交通,设立检疫站,严格检查疫症,要求各地官民加强消毒与隔离,掩埋疫毙者尸体。他借鉴1910年东北鼠疫经验,当机立断做出主要防治决定。阎锡山调用手下官员、军警,联合绅商协助警队消毒等事宜。同时授予医官权力,聘请数十位中外医师协助治疗和防疫。

由北京派来的三位专业防疫委员商议后,设置了三道防御线:绥远为第一区,由伍连德负责;丰镇为第二区,由何守仁处理;大同为第三区,由陈祀邦担任。交通部命令京绥铁路管理局全力配合防疫,暂停相关铁路交通。

阎锡山坐镇山西,治理晋地,其政经政策自成一体。他致力于经济建设,对外保境安民,对内自存自固。因瘟疫人命关天,他全力运作防疫系统,力主保全更多百姓的命。由中央分发文告,普及疫病流行及预防之知识。阎锡山以电报要求防疫最前线的县知事、县佐和警佐将疫病资讯各印二十多万张,务使传单送达每个村庄,并责成省、县、村级行政官员切实将疫情对各村落民众宣讲明白,让人民知道如何自我防范,避免染疫。这些政策,用今天的话讲,是由专业公共卫生官员负责区域防疫统筹,中央和地方配合,对民众完全公开疫情事实,尽量做到资讯透明。

中央政府内务部派了一位美国医学博士杨怀德(Dr. W.Yeung)赶赴山西。阎锡山在这非常时刻,授以杨博士医务全权,并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一切人力资源,请在山西的各国医生和宗教界人士参与防疫和救治。他做出了许多决策,调动人力物资,施行有效的政令,迅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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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1948年在办公室的留影。阎锡山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
(公有领域)

据《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记载,阎锡山下令遮断疫区内外交通,展开整段铁、公路线的检疫工作,不仅停开前往疫区的火车,而且乘车前往非疫区的乘客也都要接受检查,认真防检客流与物流。对来自疫区的百姓,必须截留七日察看,先以石炭酸水对其消毒,为其更换新衣后,送入隔离所,每天由医士进行诊视。若无疫症则给证明放行,若出现疫症,则立即送入医院,并将病患所住的房屋重新消毒。

当时遮断交通后,官方也同时施展救济。因山西疫情发生在寒冬,一旦阻断交通,官兵、商贾与百姓的生活供给就成了巨大难题,但不能因此导致无数工商百姓冻死和饿死,所以虽遮断交通,但仍行变通,“日常需求当然由公家接济”,并对外来商旅和工人提供食物(分付费和免费二种)。

凡是流徙的贫民、老弱及乞丐,被检疫员截停后,暂居官府指定的收容所,免费由官方给付棉衣裤,以及早晚二餐饮食。如果一家连毙数口人,余者不能自谋生活,必须由地方官实施救济,则拨付公款作为补助,或发放粮米救济。负责运粮的马车和车夫都需要经过消毒,到指定地点发放粮米。

对防疫人员、官员、各国派驻的医师、输送医疗物资的官兵、邮政信差等人,由总局发给通行证或临时放行证。即便持有通行证的人,也必须在消毒后进入防疫区。

阎锡山作为山西督军兼省长,所率领的地方政府工作得力有效,措施采取得当。疫情从1月5日开始,蔓延70多天后,至3月19日全部肃清。

此前,阎锡山曾于3月3日电呈内务部,请求北京政府抚恤因公病故的山西官立医院院长石亮熙。由于“防疫人员奖惩及恤金条例”尚未出台,暂时参照《警察和官吏恤金给与条例》,“给予一次恤金二百元,遗族恤金四年,年给一百元以资抚恤”。几天之后,内务部于3月8日颁布《防疫人员奖惩及恤金条例》,对防疫有功的相关人员颁发勋章、奖章,或特保实职、升阶。对现任职防疫人员和非现任职防疫人员,发放不同等额的抚恤金。

肺疫平息后,阎锡山派人总结防疫工作,纂修了《山西省疫事报告书》,对消毒法、防疫措施、诊断标准、死亡情况、市场递接规则、防疫期间的电文法令等等都作了详细记载,甚至还制作尸检表统计疫毙者情况,也对各地人事安排绘制了详细的图表。报告书体例完备,内容详实,书中使用了大量真实照片、专业的疫情图片以及统计表,为后世防疫提供了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防疫经验。

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尽管还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检疫、医疗设备,但阎锡山率领的山西地方政府对防堵大规模疫情、解决疫灾的种种举措,均能有条不紊地进行。表现出的行政效率,堪为典范。

参考资料:《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二编)《遮断交通:1917-1918年的鼠疫防治》谢泳,《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2/13/n118669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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