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4年出生的，1949年共产党来的时候，我才5岁。我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将，陆军野战兵的一个军长。1948年底他正在淮海打仗，随着国民党战败，去了台湾，我妈带着我和弟弟留在了大陆。在中共眼里，你家人去了对面，还活着，还在跟这边作对，我们就成了板上定钉的历史反革命家属。

儿时的记忆

1949年1月还没过年，北京被所谓的“和平解放”，在前门那儿搞了个进城仪式，共产党军队进来，国民党兵开出城。我那时还小，看着热热闹闹，挺乱的。

我母亲是老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的教育学。跟她要好的北大同学都是名人，比如画家张善子的女儿、齐白石的女儿。我妈爱唱戏，她可不是一般的票友，平时跟她走动的都是京城的名媛。

我们家住在东单一带，就是现在的北京火车站附近。那个胡同里住的都是国民党将军的家属之类的。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家的私宅有一亩多地，中间是个三层小楼，有十七间房子，和宋庆龄的故居差不多。中间有个月亮门，把园子隔成了前后院。前院住着卫兵，一个车库，有个草坪，上面种着一颗大香椿树，一棵梨树，一颗海棠树……1958年建北京站时，把我们拆迁到西边去了。

我小学上的是美国人办的私立基督教会学校。上教会学校的多是民国时期“遗老遗少”的孩子，像资本家呀，国民党的后代等等。

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共军干部，带着一个小孩，后来我们管他叫田蛮子。他们听说教会学校办得好，非得把孩子送这来。他们可能看不上延安或解放区那个教育，觉得太土吧。

田蛮子是个混小子，挺霸道，瞅谁不顺眼就跟谁打一架，动不动就说：“要不是我爸爸（管着我）我就宰了你们！”别人都不敢惹他。他上了一个学期，就被他爸妈接走了，可能去上共产党专门的贵族学校——十一学校、八一中学去了吧。这革命接班人的苗子，不能搁在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堆里，这帮人是被改造的对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未来的统治者，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象。

1949年刚开学的时候，教会学校学的还是民国的教材，《三字经》《千字文》啊，我至今还能背诵里面的句子：“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记得有一次，天下着雨，我的三舅当时还是个中学生，我让他给我画个小狗，画个小人，他就在我家房子的外墙上画小狗、小人。正好碰上防敌特的巡逻队穿着雨衣过来了，说 “哎！”把我三舅训了一顿，凶巴巴的，把我吓得够呛。我三舅带着我赶紧跑回家去了。

还有一次，我和我弟弟跟齐阿姨的孩子逗着玩，他比我大一点，我说他“跟小狗似的”。结果被一个警察听见了，把我和弟弟、我妈叫到派出所，问我是不是骂共产党呢？

所以，我们这种家庭孩子的命运，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幸亏我妈跟冯玉祥家的人，冯玉祥的父亲、他大女儿、他嫂子、原来他手下的兵，关系非常非常好。他的小女儿，我们叫她月亮姐姐，瘦瘦高高的。冯玉祥遇难后，她和她未婚夫回国，还到我家院子里来看看，说说话。我们家住15号，她家住12号。

还有，我姥爷是清末民初庚子赔款时期，和詹天佑一块送出去的学童，詹天佑被派去美国，我姥爷和他弟弟去了德国。学成回国后，正好赶上洋务运动，我姥爷当上了北京电灯公司的第一任总工程师。

在中共政权建立初期，这些关系对我家多了一层保护。

镇反运动：活得战战兢兢的

1950年下半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镇反”针对的主要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中共认为对它政权有威胁的人，包括已经投降了共产党，甚至于后来帮中共对国民党作战立了功的，都毫不留情，七里咔嚓杀掉。师长以下的都悬，军级以上的很少数人，出于统战的需要，才得以幸免。最初中共说过很多民主政治协商的漂亮话，全都不算数了，瞬间翻脸。当时在东单等大的胡同口，三天两头贴出各种抓人的布告。

作为我们这些国民党的遗留人员，整天战战兢兢的。我有个五姨夫，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他其实已经投降共军了，跟我五姨跑到北京来，住在我家。我妈叫他们这个时期不要出去，他们没听，出去了，结果就在东单那边，当街被抓住。

中共把他归为国民党里有血债的，打过仗嘛，抓住后就地枪毙了。我五姨也被抓走了，她可能在国民党军统里有职位，被关在北京南外城的“自新路”监狱，我妈带我们去探视过她。后来转到长春关押，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关在那儿，关了30来年。

不光是军界，国民党北京市市长部的书记，她女儿我认识，叫林平，她爸爸的书法在北京是出了名的。有一天来人给他家捎信，说单位里有点事，今天就不回家了。其实他家人心里明白，那就是回不来了，枪毙了。时隔半年多毫无音信，半年后告个死讯完事。

东单那儿经常开公审大会，让群众去观看。当场宣判完，开着车押赴刑场，实施枪决。

镇反不到一年，全国大概杀了一二百万。那时人们就明白了：共产党要的不是民主，不是三民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的仁爱、礼义廉耻那一套，它要跟着苏联的阵营走，走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是强制的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把治国纲领公开了。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杀鸡给猴看呗。（就像《九评共产党》里说的，它是要让人们对它的威慑产生一种恐惧，在它面前颤栗，从此以后它就好统治了。它是有意这样做的。）所以从那时起，我们这些反动派家属就成天提心吊胆，说不定哪天刀就落到自己头上。

1950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封了关，原来边境没有护照也可以来回走，到那时就全部关闭了。

三反五反：我们老是敌人那边的

1952年，又开始三反五反运动。斗恶霸地主，收集“民愤极大”的，像南霸天、天桥五虎啊，按照正常量刑，绝对不够死刑，那时一枪就崩了。

什么叫恶霸？谁定的恶霸？比如有人控诉、检举你，说你欺负了谁，凑够了多少人，都这么说，就够恶霸了，就这么简单。比如咱几个捏鼓好了想害他，咱一说，不就成了吗？也不用什么法理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出很多冤案。

这时候我们就有感觉了：人家革命干部、贫下中农，都是正宗的“自己人”，我们老是敌人那边的，只要一来运动，就跟着紧张。

胡同口的小庙全拆了

“五反”里有一条反封建迷信（中共迫害、消灭宗教信仰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抓“一贯道”开刀，借这机会，把佛教、基督教、道教这些正教也打下去了。同时打击教会学校，将所有外籍神职人员、传教士驱逐出境。

我记得之前，北京几乎每个胡同口都有一个茶馆。有茶馆，附近就一定有个小庙，里面保留着小佛龛，老百姓管它叫土地庙。一片社区，比较开阔的地方就有一个大点的庙。一般供的就是观音菩萨、如来佛。也不一定都是佛道教或基督教的，也有的是为某一位历史人物，比如文天祥，建一个祠，它就成为当地民间集中敬香火的地方。

汉地是以佛教为主，那时在北京和天津，走到哪都是浓浓的佛教生活的味道，比现在泰国、柬埔寨的佛教气氛还要浓，逢十五、有庙会的时候，人们就去敬香。

信佛的人分两种：一个属于普通劳苦大众，整天干活挣钱吃饭，忙忙碌碌，可他也需要到那去买香、敬佛，这种信众最多。另外一些人生活好一点，比较郑重其事，一般都买香袋什么的。他们中有女士，老太太，也有年轻的，形成了一个社交圈。真正说起来，这是一个中国市民文化与宗教相互交织的社会氛围。

为了避免教与教之间发生冲突，有天主堂的胡同，绝对不会再建别的寺庙。北京白塔寺、广济寺一带有三个庙，都是佛教的，这附近绝对没有天主教堂，离它最近的天主教堂在隔了好几站的沙滩，道教在更远的白云观那边。这是从清朝那时沿袭下来的约定俗成的规矩，国民党时期也没人去触动它。中国古代信神的时间非常长，共产党以前的政府都不反对民间敬天敬神的祭祀活动。（政府的管理与民间的信仰是两回事，互不干涉。）

政府不但不管，还保护呢。如果有人骚扰宗教活动，警察可得管。他认为，你连吃斋念佛的人都打扰，你一定不是良民，是坏人。

日本侵华时都不触碰这个东西，他们要遇到宗教场所，也会合十，鞠躬施礼。

可是共产党一进城，烧香拜佛、进教堂、诵经都成了封建迷信。街道隔三岔五的开会，反对你做这些事。我们有个街坊平先生，是个教书匠，基督教徒，他们学校就专门组织这类人学习什么“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用无神论给人洗脑。

打那以后，我上小学的路上，再经过什么小庙的时候，突然就见不到有老太太背着香包进去的情景了，没人敢去了。你去了，很可能派出所或街道干部就找上门来，组织你去派出所学习。

老百姓这么多年的信仰，根深蒂固，拜佛的还有，变成偷偷摸摸的拜，别被街道发现。佛龛也给拿走了。1954年借着“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大潮，一下子把所有街道的小庙全拆了。

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牌楼也都拆了，街上的招贴画都是莫斯科之类的，当年流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共产党这套宣传鼓动特厉害，它造成一种“新社会来了”的假象，把你的信念、希望全转移到它那儿去，认为它这个比旧的那个要好，要高。国民党就不会专门给你宣传美国如何好，他没有主动给全社会洗脑的这种意识。

过去中国人教育小孩子，都拿敬天信神来教育，所以人们普遍心地都比较善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要符合儒家的仁爱。自从宗教信仰被共产党灭掉之后，人的精神就没有了依托。

公私合营：只分过两次红，后来就没你事了

1956年我刚上初中，中国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改变所有制。农村要由原来自然形成的自由经济，变成合作社，城市要进行全社会的公私合营。我们那个教会小学也被公私合营了，与其它小学合并，名字也改了。

一上中学，政治活动就多起来，公私合营得跟着放鞭炮，跟着开各种集会，观看控诉资本家。

民族资本家的企业全部国有化，叫作国家收买，国家只给你一部分股份，然后才允许你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国有化是为了构成下一步计划经济的基础。

那些老字号，一得阁、全聚德、同仁堂的老板，都得上政协、北京市委去表决心。我家旁边有两个比较大的资本家，一个是双和盛啤酒厂的老板，东北人，哈尔滨的，第一个啤酒厂就是他们家的。他很聪明，干脆说我不要了，把啤酒厂全部捐献给国家。还有一个立升体育用品商店的王老板，原来在天津，立升也变成国家的了。我后来跟他儿子挺熟，据说那个股份，只分过两次红，后来就没你事了，也不敢言语。

原来老城区每个胡同的茶馆，里面摆一两桌茶座，有说相声的，说书的，唱大鼓的。供各个地方的人在这歇脚，住胡同里的人也经常在那下棋，喝碗茶什么的，就像这个社会的缩影，就像老舍的《茶馆》里写的那样。下棋喝茶得给钱，但非常便宜。人家唱戏，你愿意给钱就给，不给他也没辄，就跟张恨水写的《啼笑姻缘》里一样。

公私合营后，茶馆一下子砍掉大约三分之二，不让存在了。为什么？共产党就怕人聚在一起，它叫你莫谈国事。到1957年反右的时候，茶馆基本就没有了。原来那是私人开的，现在政府出点钱，强令没收，把窗户换成大玻璃，成了基层政府——居委会的办公地点，人家跟派出所有关系，谁敢惹呀？

反右中的荒唐事

那年的春天，寒假特别长，一共放了50天，我们都挺高兴。突然间开学了，发现我们那个语文老师怎么在那儿扫地呢？一琢磨，他肯定被划成右派了。其实他在语文教学上挺有本事的。

新一轮政治运动——反右派，疾风暴雨式地来了。前边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知识分子积极为国家出谋划策，添砖加瓦。其实共产党就想听好听的，让大家夸夸它，没想到说着说着，提出那么多意见，还很尖锐，最后这脸就挂不住了。后边又来了一轮向党交心，毛泽东把这叫“阳谋”，“引蛇出动”。

人们没有防备，包括那些非常著名的大学者、专家权威、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在鸣放中的言论，正好成为大批判的靶子，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全上来了，完全不讲理，出现了很多荒唐事。

我们班有个同学，他爸爸还是赴朝的所谓“志愿军”，他妈有个兄弟也在台湾。他向党交心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那个舅舅回来了。”然后他自己检讨，挖思想根源。紧跟着就被定为右派，说你整天想着国民党哪一天回来，要反攻大陆，你这人反动透顶。他就这样给自己找了个证据，挖了个坑，跳进去了。

各单位报右派分子的名单，要求有一定比例。人民群众当时就是比较傻，有的人说：“嗨，不是说凑数么，别拿这当回事”，以为就是个思想问题，教育一下就完事了。甚至有的基层小组长说：“人数还不够啊，不成我算一个吧。”这是真事，好多人都这样。他有一种所谓的共产主义心态，好像是别让别人受苦吧，这事还先人后己呢。

结果到了1957年下半年，只要定了右派的，该抓的抓，该处理的处理，有流放的，有进监狱的，有在单位里被监管的，去看大门、扫地。到1958年以后右派就变成阶级异己，敌我矛盾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里有你一号，这帽子一辈子都摘不掉，你的孩子也被打入另册。

无意中的一句话记入档案

反右以后，学校和街道开始查每个人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登记造册，记入档案，把人分成不同的阶级阵营，对立的集团。1957年以前，成分不好的子女照样能上大学；1957年以后，就要以你所处的阶级地位为依据来分析你的思想状态、决定你的命运了，一个人从生到死，一切都跟阶级成分挂上了钩。

我们学校也发了表格，我活这么大，第一次自己填报家庭出身。

1958年我面临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我乒乓球打得好，在北京市少年宫、西城区队都打过，还参加过国家集训队的选拔赛，高校队的前五名里老有我，北京高校队老给我留个名额，让我作为特长生跟他们到处打球。当时八一队刚成立，在现在的国防大学里，它也招生，教练说我的基础没问题，能给他们拿分，应该去。可我想的是，以后怎么挣钱养活自己，就报考了中专。第一志愿是航空工业学校，因为我特别喜欢航空，从小学到中学都参加航模表演，还在中山公园草坪上拍过纪录片。第二志愿是北京某理工类学校。

报考中专我得了年级第一，离满分就差3、4分，但是航空工业学校没录取我，它属于国防工业，我因为出身的缘故，被扒拉下去。在第二志愿里我排行最高，被录取了。虽然我的专业高出别人一大截，但那时政治已经对位班干部，所以只当了一个学期的军体委员，就不让我当了。

对我打击最大的，是第一学期我的政治课成绩居然不及格，可是五分制的卷面我明明得了四分呀。我跑去找主管政治教研室的老师，他说：“其实你自己心里明白呀。”不管我考的如何，就按政治取向打分，非常严酷。从此，我的政治分每次都勉强及格，它跟配菜似的，你的政治表现加你的出身占多少分，从最高分给你扣除。所以我的基础分天生就低。

我妈了解我从小会的东西多，钻得深，一直告诫我：“人家能先干的事你不能去做。”她想的深啊：你活在这世上不容易，你会碰到很多事，我保护不了你，所以你要留意，不能像别人那样活着。我当时的想法很幼稚：把自己道德提高上来，莫谈国事，夹着尾巴做人，就可以保护自己。

比如兵乓球比赛，是不是需要你去给班里争荣誉？我不去不行，去了尽情表现，也坏了，他认为你是别有用心。我去了也要拍马屁啊，如果把他们都打败了，我就完蛋了。开大会时，别看大家都喊“毛主席万岁”，你喊的味儿可就不一样了，最起码我得小声点，悠着点，我要使劲喊，人家会说我是故意想怎么着。同样一种表现，阶级本质不同。那时我才17岁，可是平常我比别人考虑的多得多。

开会的时候，上面的人讲话，我在底下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虽然没说我，但是扎耳朵，就跟说我似的。

那时同学们都对我侧目而视，没笑脸。我们去工厂实习，工人里有特别激进的，党员什么的，开小组会时就说：“你呢，家庭出身不好，在我们这要加强学习改造。”带我那个师傅私下问我：“哎，你是国民党中将的孩子，你见过你爸么？”他告诉我，来的这批孩子，有五个是需要改造的，他们工人提前开小组会打招呼了。所以后来我干脆自己直接跟工人说：我需要加强改造。

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是个女孩，比我大一岁，她开始挺喜欢我。有一次晚自习，她和班主任跟我一起上楼梯，和我聊天说：“最近政治学习，你对蒋介石和杜勒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有什么看法吗？”我说：“杜勒斯有杜勒斯的观点，有他对整个世界的各种看法、做法吧，这是美国；蒋介石有蒋介石的看法，毛泽东还有毛泽东的看法。”

没想到这么一句话，给我记入了档案，记成这样：毛泽东有毛泽东的观点，蒋介石有蒋介石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那你的观点偏向哪一边呢？啪，画了一个问号，里面潜台词就多了去了。一个班主任，一个团支书，就有权力给你塞档案，但她不告诉你，我连个防备都没有，你问我对国际时事的看法，这话也确实是我说的（有口难辩）。后来班里老开班会，说，大家的思想参差不齐，但你不能反动，你应该跟国家、跟政府、跟党走。这话就是敲打我呢，我知道。

事后，那个团支部书记悄悄告诉我，给你塞档案了，是老师出的主意，“哎，你怎么那么傻呢？”那老师大学毕业刚两三年，她已经有这意识了。这些底层的党团干部，平时都带有党交办的政治任务，脑子里总转着：设计一个什么政治场景，制造一个偶像或对立面，编出点故事来，就分出敌友来了。其实她无非是想自我表现，给自己捞资本。

这事让我特别气愤！但我表面不能反映出来，我不吱声。

差点成为反动学生

1958年大跃进，我们学校停课，跟着全国大炼钢铁。三年大饥荒来了，又跟着全国一起挨饿。那时党也蔫了。直到1963～1964年，经济一有好转，共产党马上又折腾，狠抓阶级斗争，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一波接一波，进一步强行撕裂这个社会。

我们学校整班并入一所高校，那时我已是大三学生。学生里也要求以阶级划分三六九等，我在我们班无争议划到最低一等，我爸还在台湾呢，我就是敌特家属、反革命家属，属于敌对阵营的。在学校我基本不说话，如果非让我说话，我就骂一骂蒋介石完事。

你说我自己找个角落呆着去吧，不行，开会你还得去，你还不能不发言，你要不发言，不整天给共产党唱赞歌都不行；另一方面，你要不批判别人，不参与整人，你又有问题。

早期还有一些同学对我有怜悯心，后期就绝对要跟你划清阶级界限了。如果两个人一块走，会尽量避开你，最好是有别人在场，免得说不清楚。那时同学之间已经不敢交心了，互相防着，即使俩人关系好也那样。

到1964年下半年，小绳越勒越紧，掀起抓反动学生。这时我再谨慎都不行了，同学里有人专门贼着我，想听我是不是说反动话。

那天白天我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一个孩子打篮球打得不错。这时一个姓高的同学就出去了，过一会，班长来了，看了我两眼。别的同学告诉我，高某找班长打你小报告：你瞧李北海又自个儿在那叨咕反动话呢。他想表现自己阶级觉悟高：人家都没听出来我听出来了。

班长把这事汇报了，系里找我谈话。其实我当时说的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人家正在甄别反动学生，我差点就成了典型。

这次弄出一大批反动学生，比右派学生要多，都是些20出头的孩子。

那时候才十几岁，心里很难受吧？真正到那个程度，已经不是心理的事了，生理上就好像被搁在真空里，特别憋得慌。那还能思想吗？你要想活下去，你就别思想。有那么几个学生独立思想了，有所表露，被扣上“该生长期思想反动”，开除学籍，送去劳教。

毕业前，系里和班干部反复找我谈话，说你现在能在这儿学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本来你是没有资格完成学业的。可能因为我的专业成绩太好了，我的毕业设计图后来在中国科协的展室作为标准图长期展出。我还做了一个小设计，是汽车上用的计程仪，当时国内的机电一体化技术还达不到，我把它寄到机械部，被认定是一个很好的设计。我把其中最先进的部分通过朋友送到德国。

可是，我在政治上的一举一动，包括敌特家属的身份，全都被详细记录，积累了厚厚一摞档案材料。那些年我就觉着，我一直在严密监控下活着，一次次的紧箍咒，用得着你时还得用你，可是又拿你当异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翻脸。我只求别老这么折腾我行不行？你说我一个小孩，在这人世间是什么感受？那种恐惧无处不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非常难熬，就盼着赶紧毕业。

一个等待判你死刑的地方

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交通局，正在陪局长出差的途中，“文革”起来了。北京市各个系统下面的厂矿企业纷纷成立造反派夺了权，他们有一个联合集中的总司令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叫“北京红色造反者”。

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被专政、碾压、扫除的对象。不久，我就被造反派关入了集中营。那是1966年。

那天在单位开完会，我被押上一辆卡车，直接拉到北京北部的西三旗，北京工矿企业的黑五类集中关在那里。周围用铁丝网圈起来，中间几个帆布帐篷。往东去，是一个劳改砖厂，再往东，就是北京市劳改局了。我们这个点关了大约600多人。红卫兵、造反派在北京大概建了五、六个这样的点，规模都差不多。高中生里的黑五类也有他们的集中营。

在那每天做什么？等死啊！那儿就是一个等待判你死刑的地方。

哪个地方要搞阶级斗争了，就把我们拽出去，像拉出头猪，拉出条狗似的，拉到那儿去挨批斗。斗争完了，死了就死了，没死就拉回来搁着，明天再拉到别的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前，中山公园音乐堂的露天剧场，大学校园，都是开批斗大会的现场。

每天谁去挨批斗，由看守我们的造反派决定，他什么根据都没有，看谁不顺眼，想弄谁就弄谁。比如北京航空学院来了一辆车，需要斗几个人。他就看看，“这个！那几个！那谁谁谁，你，去去去！”凑一车人，每个人挂上大牌子，上边写着你的名字，“走！”

天天都有打死人的，有人出去就回不来了，回不来就知道已经死了。那个心，随时都悬着，真是命悬一线的感觉。

天天都得出去挨斗，天天挨打。捅你两棍、踢你两脚那是好事。即使侥幸回来了，那个工人造反派很粗鲁的，他今天突然来气了，想发泄一下，“出来，站着去！”拉出几个站成一排，你不出去踹你两脚。他觉着过了瘾了，显示完他掌握你的生杀大权了，拿着棍子，咣！“滚！快回去！”

陪斗王光美，亲眼看到打死人

高校系统要斗争王光美，找高校系统的人去陪斗。一查，这还有一李北海哪！之前那些档案记录全起作用了：这样的反动学生怎么能让他上大学？还能让他毕了业！

批斗大会在北工大的大操场举行，开了两个多小时，一共17个人挨斗。搭的这盘菜里除了走资派代表王光美，还有执行那条反动路线的干部，如全国高校部的副部长宋硕被揪去了。还有走资派下属教育系统里的教师、反动学生。拽我去，是想证明我是这条线上培养出来的资本主义苗子，坏典型。

那次大会非常著名，级别非常高，是全国性的，受到最高层中央文革小组的主使。电视台都去了，录了像。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都来了，会场边上插满了旗子，什么北航红旗，地质学院、清华、北大、北工大、工人阶级的支持队伍等等。蒯大富、谭力夫等红卫兵领袖也去了。

罗老师，是北工大化学分析专业的教师，被当场打死！死的时候才40岁。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就成了教育系统暗藏的反革命，说他经常有反动言论。

打他的时候，不让我抬头，但我在那边可以看到。他们把他一脚踢到台下去，叮了咣啷，上来一帮人一顿暴打。打完之后，还说他装死，把他提起来，那时他还能站起来。接着又打了一顿，他就站不起来了，跪在那儿……慢慢就把他拖走了。后来就听说人没了。

非常巧，多年后我跟他儿子又认识了，一聊才知道，哦，这是当年被打死的罗老师的儿子啊！他告诉我，斗争他爸爸的时候，他妈只有30岁，被关在屋子里，红卫兵把守着。他那时很小，只有五六岁，他表弟也跟他们住在一起。当时家里亲戚没敢告诉他们实情，过了一段才知道，人已经被打死了。

我挺皮实，也许命不该死。后来我的母校开批斗会，又把我拽去了。那次又打死一个人，是位教语文的女老师。她离我不远，我听她只说了一句：“我不就是个教师吗？”那帮人不是一下子给你致伤，是长时间慢慢折磨死的。拿着皮带上来一拨人打，一般打个三五分钟，打累了，又换另一拨上来接着来，一打打三四个小时。打到最后，不省人事了，他还不认为人会死，还认为是装死呢，再踢上两脚。最后看实在不行了，躺半天了，就拉走了。

这些人打死一个人没有一点愧疚或惧怕吗？他们认为这都是革命行动，表示自己对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觉得这个人该死！就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阶级感情，阶级仇恨吧。另外，他觉得自己根本没责任，不是我打死的，他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目睹、经历这些事，当时是什么心情啊？待会儿没准就轮到我啦！大难临头的感觉。一咬牙，等着呗，没有太害怕。回去倒有点感觉：今儿怎么又活下来了？没有恐惧，就是难受：哎呦，今天又走了几个。想想觉着，活着又有什么劲呢？

每天他们回来了，你们也回来了，几拨人回来了，大伙彼此都没话说，没什么可说的。跟他说心里话没有任何意义，没准明儿他就死了，也没准是我，就那种状态。

从1966年夏天8.18以后，到1967年上半年，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完完全全的红色恐怖！（当时红卫兵的口号就这么提的：红色恐怖万岁！）

正好是从秋天过了一冬，那个帆布帐篷的地面弄了点草，弄了点席，没有火，更没有暖气，就睡在地上，这么冻着。那多冷啊。那活该，谁管你冷不冷？那时候人死了很难区分是冻死的还是打死的，也没说病了还要就医，对你们来说没有这个，就没把你们当人。

（未完待续）

口述：李北海（化名）整理：天诚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4/22/n1448916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