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什麼？往深層本質上說，是幽靈是魔鬼；往淺層表象上說，是流氓是法西斯。那麼，被毛澤東自認為其一生干的兩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又是什麼呢？

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是中共高層少有的開明者。有一次談及文革，他直言：「文革，那像納粹法西斯！」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承認，文革「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葉給出的這組數據，算是為胡耀邦的「文革納粹說」作了一個數據為王的註腳。筆者認為，用「文革納粹說」概括文革基本上是準確的。

然而，對於「文革是什麼」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當時連劉少奇、周恩來這樣的中南海要員，都是一頭霧水，說不出個所以然。倒是一個年僅19歲的小姑娘最先看穿的「文革」的法西斯本質。

劉少奇、周恩來異口同聲「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文化大革命」被毛澤東稱之為「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而其實當時對於為什麼要搞「文革」，以及怎樣搞「文革」，連劉少奇、周恩來兩位二、三把手都不知是怎麼回事。

劉少奇暈頭轉向。1966年7月２９日，北京市委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份子大會，劉少奇在講話中說：「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

周恩來抓耳撓腮。他在1966年12月13日接見科學院革命代表講話時說：「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夢也沒想到。要有做夢想到的，我佩服你們。」

一眾老帥們，及其他政要們更是蒙在鼓裡。1966年10月1日「國殤日」，毛澤東已經是第四次接見紅衛兵，老帥們以為是要宣布「文化大革命」收場了，該打倒的打倒了，牛鬼蛇神橫掃了，劉少奇檢查了，不再是老二，已經是老六了，「四舊」已無藏身之地了，還要怎麼樣？該收場了！萬萬沒想到，林彪卻在講話中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

以黨而論，這麼大一件事，黨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不知道；以國家而論，執政黨的主席要搞一次有關國家命運的大行動，國家主席、國家總理不清楚。就這麼荒唐，就荒唐到這般地步，而太多的中國人卻還在那裡擎著小紅書，傻乎乎的「萬歲！萬歲！」喊不停。

文革咋回事？宋慶齡一臉懵

被共產黨邪惡的統戰術騙上賊船的宋慶齡，早在1957年就對中共對待知識份子的做法表示了嚴重質疑。1957年她寫信給中共中央：

「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份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文革開始後，宋慶齡先後給毛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1967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

宋慶齡在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做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眾人皆醉「她」獨醒

事實上，文革之初，早在胡耀邦「文革納粹說」之前，一位鮮為人知的女性，就已經從文革中嗅到了強烈的法西斯氣味，並作出了不亞於張志新、林昭的「豁出去」的壯舉。

她叫王容芬，當時年僅19歲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學生。在參加了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紅衛兵集會，林彪在講話中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要搞好這次文化大革命，靠什麼呢？靠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靠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林號召「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聆聽了副統帥林彪的講話後，王容芬頓時想起了德國納粹希特勒的講話錄音，兩者簡直沒什麼區別。她強烈地感受到，「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骯髒，不能再活下去」。她決定「豁出去把心裏話說出來」。9月24日，她給毛澤東寫了這樣一封信：

「尊敬的毛澤東主席：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麼？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著什麼？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致禮！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四年級一班學生王容芬。1966年9月24日。」

這封抗議書，王容芬還同時郵給了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團校。之後，她以死抗爭，喝下了四瓶DDT殺蟲劑。幸運的是她沒死了，救活後被判處無期徒刑，送往監獄。在監獄裡王容芬受盡中共獄卒非人的磨難。曾被看守反擰雙臂，上了半年的背銬。當背銬取下來時，鎖已鏽住，用鋼鋸才鋸開，手已經不能動了。最後，這位不平凡的女性活下來了，活到了毛死的那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精神絲毫不減。

中共「文革」製造的紅色法西斯名場面1966年７月８日　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一封信中說：「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

那漫延全國的武鬥濫殺，造就了多少腥風血雨！毛澤東公開支持武鬥：「我才不怕打，一聽打仗我就高興，北京算什麼打？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有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

「我才不怕打」這句毛澤東語錄，真是「一句頂一萬句」。廣西「四．二二」事件、北京大興縣群體滅絕案、內蒙「內人黨」血案、雲南、四川等大屠殺，不啻外族入侵的戰爭。廣西武宣縣有組織的殺人、吃人，更是把時代推到了含毛茹血的蠻荒時期。動不動拖出一排人批鬥，每斗必死，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拽住哪塊割哪塊。那殘存的一點罪惡感與人性被「階級鬥爭的十二級颱風」刮得一乾二淨。吃人盛極時期，甚至擺出「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腳、人腳筋……烹、煮、烤、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餚，喝酒猜拳，論功行賞。連當地的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食堂的大鍋裡都煮過人肉！

1968年8月27日至9月1日，短短五、六天之內，北京市大興縣「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即有325人被殺害，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者僅滿38天，其中有22戶全家被殺絕！湖南的道縣專門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他們的宣言是：「斬盡殺絕黑五類，永保江山萬代紅」。8月29日，湖南省駐軍陸軍第47軍奉中央軍委命令「堅決制止湖南道縣的反革命暴亂」，9月初的幾天裡還動用軍用飛機在道縣空投「禁止殺人、殺人犯法」的宣傳單。直到10月17日，歷時66天的殺人事件才徹底平息。

《九評共產黨》這樣描述文革

「文化大革命」，中國歷史上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九評共產黨》中這樣描述：「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結語

北大著名教授季羨林，在其「絕不說半句謊言」、如實記錄「文革」血淚的《牛棚雜憶》一書中說，一想起牛棚日月，「直到今天我還是不寒而慄、毛髮直豎」。

「不寒而慄、毛髮直豎」，就是中共紅色法西斯十年文革浩劫留給中國人的「文革後遺症」，是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並存的兩大「國病」。

王容芬反抗中共紅色法西斯，倚仗天膽，向毛澤東發出三連問，並直言「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而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

顯然，毛澤東對王容芬感覺很不爽，於是大獄伺候。而王容芬在獄中的非人遭遇，恰恰證明了一個歷史性結論——中共就是紅色法西斯；毛澤東就是紅色法西斯的總頭子。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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