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见过普通的钢铁厂配备有高射炮来守卫工厂吗？ 我见过。这就是我对那个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最荒诞、也最深刻的一点童年记忆。

1975年的贵阳钢厂（现已归属于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座拥有上万名工人的大型国营企业。按理说，工厂是生产建设的地方，但当时一进厂大门，不远处就能赫然看见十几门高射炮一字排开，如临大敌般守护着厂区。

听起来是不是象天方夜谭？一个普通的炼钢厂，怎么会配备这种野战军才有的重武器？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文革时期愈演愈烈的武斗。那几年，贵阳市涌现出了许多名目繁多的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不仅陷入政治狂热，还抢夺了真枪实弹。为了争夺对贵阳市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各派系之间经常发生惨烈的火拼，甚至闹出了不少人命。在那种砸烂公检法、国家机器彻底瘫痪的状态下，普通人的生命如同草芥。

贵钢作为上万人的大企业，自然也成了造反派们垂涎的目标，免不了受到狂热的冲击。为了保护工厂免遭破坏，厂里的领导们经过商议，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却极其现实的决定：他们将几块原本属于贵钢的厂区地皮，直接“割让”给了驻守贵阳市的省军区。以此作为交换，硬是换来了十几门高射炮来护厂。

自那场“割地换炮”的交易后，贵钢每年都会组织厂里的民兵进行高射炮演练和实弹射击，偶尔还拉出去搞点所谓的“人工降雨”演习，弄得震天响。这样一来，凭借着重武器的强大威慑力和原有的民兵武装，贵钢在当时血雨腥风的贵阳武装冲突中奇迹般地站稳了脚跟，一般的小造反派再也不敢来厂区寻衅滋事了。

工厂虽然靠割让地皮和架起大炮保住了表面的安宁，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普通人，依然无法逃脱被政治狂热撕裂的命运。我的继母就是其中之一。

她退休后时常向我抱怨甚至叹息：文革时，她因为“站错了队”，加入了一个贵阳市的武装造反派组织。后来，随着高层政治风向的突变，这支造反派在运动中彻底失势。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加入该派系的普通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清算和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我继母的退休工资，因此比同时进厂的同事少了许多。

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命运就像狂风中的落叶，不过是高层政治权谋棋盘上的一枚弃子。无论你当年多么热血沸腾，一旦政治风向改变，付出的往往是一生的代价。

今年，正值“文革六十周年祭”。时光飞逝，一甲子过去了，许多有良知的学者、文人、亲历者、前辈纷纷撰写文章，祭奠那些在浩劫中无辜受害、甚至家破人亡的民众。我们重提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历史，绝不仅仅是为了咀嚼苦难，而是为了提醒今天的国人：不要遗忘，更不能让历史的悲剧以另一种形式重演！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钢铁厂割地换大炮”的荒诞？又是什么让邻里同事一夜之间因为“派系”而倒戈相向？

今天，国内外许多清醒的专家学者都坦言，并指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这一切悲剧的真正根源，正是中国那套不受任何制约的极权专制体制。

极权体制的本质，就是对权利的剥夺。因为中国没有民主，普通民众的基本人权被彻底剥夺，人民没有选票，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就意味着我们对高高在上的权力毫无约束力。当国家机器可以肆意妄为时，中共制定的法律便不再是维持社会公正、保护弱者的盾牌，而是彻底沦为了极权统治者奴役老百姓、打击异己的皮鞭。

记忆一旦被强行抹去，荒诞就可能卷土重来。贵阳钢厂的那十几门高射炮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但我脑海中的画面依然清晰。想要真正告别那个工厂需要大炮自卫、民众需要为“站错队”抱憾终生的时代，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真正的民主与法治。唯有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尊严和选票还给每一个普通老百姓，中国人才可能真正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李东升（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7/3/n1480243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