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少子化与跨区域人口流动，空巢、独居老人数量激增。“共享儿女”服务应运而生，透过有偿陪护等方式，填补部分老人的照护需求。然而，这类服务市场有限，普通老人因经济能力不足而难以负担。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家庭规模缩小，养老负担过重，以及公共养老服务未能填补缺口等结构性问题。

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已超3.2亿，面对沉重的生活成本、跨区域流动与少子化现实，许多独生子女分身乏术，一种叫“共享儿女”服务应时而生。

“共享儿女”也被称为“外包儿女”，是指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花钱聘请年轻人上门陪聊、陪下棋、陪过节或陪诊等，单次服务收费约200至2,000元不等。江苏南京、辽宁大连等地已有创业团队提供这类亲情陪伴服务。

然而，这类“亲情外包”服务不仅缺乏统一规范，在老人财产安全等方面也存在隐患。对许多养老金有限的普通老人而言，服务费用更是一道门槛。苏州一家团队经营半年，只完成十几笔订单，总收入只有几千元，远没能盈利。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 Wong）指出，“共享儿女”的本质，不只是老人花钱购买陪伴，更反映出中国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在现实重压下被迫瓦解。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它背后有三个结构原因：第一，人口流动改变了家庭结构；第二，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养老负担高度集中；第三，社会需要专业养老服务，但大部分家庭没有支付能力，政府公共服务又没能充分填补缺口。‘共享儿女’看起来是补充家庭照顾，但他不能够取代应该由政府和国家来承担的养老社会保障义务。”

黄大卫分析，中国养老危机的核心在于经济表面现代化，但社会保障依然处于原始状态。

黄大卫：“年轻人既要承担住房、教育、生活成本，还要负责养活数以亿计的特权阶级体制内的人，还要独自承担父母的养老责任。这是一个比奴隶社会还要难以接受的压榨。它不单影响养老，还进一步影响全社会的消费、生育、整体经济。同时，它也不是一个公平社会、现代化社会的基本情况。”

黄大卫指出，“共享儿女”表面上是一种商业服务，背后反映的则是大量社会资源向行政部门及体制内群体倾斜，而普通劳动者却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权利与义务之间不平衡。

历史学家、中国作家遇罗文：“因为中国是官本位的制度，就是你当官，所谓的公务员，是有一定的职位的，比如说你是局长，你的工资就成倍成倍的增加，退休金也是成倍成倍的增加。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合理。”

历史学家、中国作家遇罗文指出，中共体制公共保障缺位，制造了极其不公的养老金双轨制，农民与普通职工被严重边缘化。

遇罗文：“最惨的就是农民。中国一直是农业国家，农民占了大多数，辛辛苦苦养活了全国的人，可是等到他们老了，却拿不到退休金。你看农民一个月退休金才一百多块钱。那些公务员退休了，一个月能拿上万甚至一万多，差距将近一百倍！所以中国在养老退休制度中，可以说是最不公平、最不合理、最失败的政策。”

遇罗文表示，中共强制一胎化时，宣传“政府来养老”，如今改为“养老靠自己”，把公共养老责任全数转嫁给无力承担的子女，不仅拖垮年轻人，更让贫困老人陷入绝境。

遇罗文：“如果老年人的退休金很少，子女又没有工作，那就相当困难了。尤其农村，老年人没有什么退休金，子女还要照顾老年人，等于他离不开这个家庭了，工作就简直没有时间，父母都需要照顾。我觉得这是政府给制造的灾难。”

遇罗文表示，美国低收入老人可以透过政府福利获得生活支持，养老不必依靠子女。

遇罗文：“还不仅这样，你要是进老年中心，政府在那里是管饭的，还有好多的护工为你服务。政府每个人每天给你要负担的是140美元左右。那你想想一个月多少钱？你虽然有了将近1500的退休金，但是你还能享受老年中心的福利。所以老年人在美国是很幸福的。”

评论指出，中国许多老人生活没有保障，而“共享儿女”也仅惠及有支付能力的人，无法治愈庞大的养老顽疾，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千千万万普通家庭在制度性保障缺失下的心酸与无助。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6/10/21/a1041439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