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统治下，即便是像万圣节这样的小小节日，也可能受到严格限制和审查。孩子们化身鬼怪、英雄或电影人物的自由，成年人释放压力的欢乐，在制度面前变得危险而敏感。 街头的Cosplay表演被迫停下，学校禁止学生化妆，社交媒体稍有异样的装扮就可能被删除。家长和教师被迫提醒孩子“遵守规则”，连最普通的快乐都可能带来麻烦。

我在中国上学时，经常看到老师、同学和社交媒体不断宣传抵制洋节，带着浓重的反美、仇日情绪。课堂上，老师提醒不要模仿万圣节的打扮，同学之间讨论“洋节不适合我们”，朋友圈和微博上也充斥类似言论。这种环境从小影响孩子，让人逐渐学会自我审查，把创意和快乐压缩在“安全范围”内。

连穿一套普通Cosplay服饰的外卖小哥，在上海静安寺附近被交警拦下、要求整改。他仅仅扮演小说里的猪八戒，希望带来欢乐，却被制度化地视作问题。这种荒谬，让人心底生出压抑，也让人开始怀疑：生活的每一个小小乐趣，是否都需要被政治审查。

学校、社区、商场、网络，处处都是制度化恐怖。学生在校园穿动漫服饰表演被要求写“思想汇报”；家里布置万圣节装饰，被邻居举报后居委会上门“提醒整改”；商场里的Cosplay活动也可能被临时叫停，理由是“可能引起不良示范”。曾有人因一条轻松幽默的朋友圈被点名检查，甚至要求删除。父母在家庭内部也学会提醒孩子守规矩，哪怕是最小的化妆和装扮，都可能被定义为“不良示范”。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中，把人们的自由和想像力一点点收紧。

Cosplay动不动就敏感，这不仅荒谬，更暴露了极权对自由的恐惧。它害怕选择，害怕独立审美，害怕个体表达自我。极权害怕的不是化妆的面具，而是那张敢于揭开面具、展示自我的脸。每一次未经许可的创造力，都可能被视作潜在的反抗。

中共长期塑造社会戾气，几十年来教会孩子区分“对与错”，实际上是在教他们谁是敌人、谁是同志。仇恨和警惕被制度化，内化到每个人心中。人们学会用戒备和冷漠保护自己，把恐惧当作生存工具。久而久之，戾气在普通人身上生根发芽，冷漠成为生活常态。

小小的权力，可以把善良、幽默甚至笑声变成威胁。辅导员、居委会干部、网格员、街头民警，手握微权，却把每件小事放大、执行过度。孩子因一次动漫表演被叫到办公室“谈心”，同学因转发幽默帖子被点名检查，父母因家庭装饰被居委会提醒整改。社会变成全民表演：每个人都在扮演忠诚，每个人都在压抑真实，每个人都在学会假笑和自我审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消磨，生活充满戒备与防备。

恐怖不仅是万圣节面具被禁止，它是日复一日的制度化压迫，是思想、情感与人性的长期消耗。中共制造的恐怖渗入骨髓，让人习惯沉默、冷漠、戴面具生活。它不需要血腥场景，也不需要夸张表演，恐怖存在于生活每个细节：从居委会的“提醒”，到网格员巡查；从家庭内部自我压抑，到朋友间谨言慎行。每一次自我审查，都在延续制度化恐怖的循环。

历史告诉我们，长期制度性恐惧会侵蚀民族精神，让善恶判断失真，让自由渴望被压抑。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哲学、红卫兵式极端逻辑，并未随时间消失，而以更隐蔽方式延续：人们不敢表达异见，创意和幽默被压制，戾气成为生活气息。真正的文明，不是让人戴上更多面具，而是敢于摘下。自由的世界里，鬼怪是假扮的；极权的中国，鬼怪存在于制度、习惯和人心深处。万圣节面具可以揭下，但中共制造的恐惧，依然笼罩亿万人的心灵，让生活充满戒备和自我审查。

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笑声都可能变成风险，每一次自由表达都可能被扼杀。孩子学会在课堂上低头，父母学会在家庭里谨言慎行，朋友之间多了无声的警惕。极权的力量不仅在法律条文，更在每个人日常生活和心理深处——它让社会每一份温度都被消磨，让人逐渐忘记，原本属于自己的快乐与自由。

在这个制度下，笑声被视作危险，创意被定义为风险。曾经自由表达的儿童节、万圣节、动漫活动，变成压力与恐惧的代名词。中共的恐怖不靠枪炮，而靠制度与思想的侵蚀，它让每个人自我压抑，让欢乐成为奢侈品，让生活充满戒备和面具。极权制造的戾气已渗透社会骨髓，让人学会在恐惧中生存，而自由与快乐，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中共的制度化恐怖不仅压抑了亿万人的自由和欢乐，也必将让自己作茧自缚。每一次过度的审查、每一次对自由的剥夺，都在削弱社会的活力与信任，而这种紧箍，迟早会反噬施加者自身。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11/3/n1462829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