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资讯流与逆向工程
曾任职于华为美国子公司Futurewei的基地台专家马丁（John Martin）15日出庭表示，他当年利用自己在美国科技业的人脉，替华为寻找潜在合作伙伴。但在他看来，双方接触过程中的资讯流向与他过去熟悉的商业合作模式不同，呈现“单向流动”——华为取得资讯后，合作最终均未落实。
例如拥有天线技术的Quintel公司曾与华为签署保密协议并分享专利技术，最终并未合作。然而检方指称，华为随后便提出相关专利并开发产品，销售了数百万美元设备。
马丁坦言，这类经历最终令他认为继续留在华为会损害自己的专业声誉，因此决定离职。
马丁表示，2009年他是华为位于加州圣克拉拉办公室最早的五名员工之一，该办公室主要负责研发工作。在他任职18个月后离开时，办公室员工人数已增加至约300人，但仍没有建立他原先期待的研发实验室。
马丁亦提及参观华为中国办公室的经历。安全措施非常严密，手机禁带入内，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被贴上电工胶带封住。其中一次参观上海某实验室时，正值午餐时间。他进入办公区后发现，员工桌面几乎全部清空，所有物品锁入保险箱。
马丁回到美国后，曾向自己的上司、圣克拉拉办公室负责人Sonny Lu询问个中原因。Lu当时向他解释，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员工离职时把公司的资料带走，并说：“你对下一家雇主的价值取决于你从上一家雇主那里带走了什么。”
马丁还表示，在深圳实验室，他目睹工作台上摆放着拆解的爱立信与阿尔卡特朗讯设备。这显示华为的工程师们正在进行硬体逆向工程，而不是自主研发技术。他对员工毫无掩饰地进行潜在侵权的逆向工程感到惊讶。
T-Mobile机器人手指
监控录影显示，Wang曾拿相机对着Tappy拍摄。（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提供）
检方于9月15至16日集中提出另一焦点：T-Mobile在华盛顿州实验室开发的自动化手机测试设备“Tappy”。华为曾欲取得授权未果，后以测试自家手机为由获准进入T-Mobile实验室。
内部邮件显示，华为在得知T-Mobile不愿公开技术细节后，仍要求工程师设法获取Tappy机械手臂的活动范围、位置精度及重复定位精度等规格。
随后，事态进一步升级：T-Mobile一名负责实验室安全及设备管理的证人作证称，2013年曾有华为员工违反实验室存取规定。当时他曾看到三名华为员工出现在实验室，其中部分人员当时并没有获准进入。第二天，其中一名华为员工Frank Wang又返回实验室。
监控录影显示，Wang曾拿相机对着Tappy拍摄。数周后，另一名华为员工Adam Shong则被监控摄影机拍到从Tappy上拆下一个可拆卸组件，并将其放进自己携带的黑色背包。当T-Mobile方面询问该组件去向时，Shong声称不知情。
T-Mobile后来于2014年民事起诉华为，并于2017年获判480万美元赔偿。
敲诈勒索共谋罪
检方在开案陈词中指控华为培养了“犯罪与腐败文化”，并将Quintel、T-Mobile、思科、富士通及CNEX Labs等多起商业机密被盗事件串联，其核心法律依据即为勒索犯罪组织法（RICO）。
RICO原本用于打击黑手党等有组织犯罪。在商业刑事案中，检方套用此法案，旨在证明被告并非仅发生了单一、偶发的员工个人违法行为，而是透过一个“企业组织”，在特定时间内持续、有系统地实施至少两次的跨国犯罪。
在本案中，检方将上述不同年份、针对不同受害公司的窃密行为结合成一个长达20年的“长期犯罪模式”，借此直接追究华为高层与整体公司的刑事责任。若RICO罪名成立，有组织犯下RICO罪的后果（包括钜额刑事罚金、没收犯罪所得及严厉的跨国业务制裁）会比一般普通商业官司或单一民事侵权严重得多。
（英文大纪元记者Nick Zifcak对本文有贡献）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9/18/n14851587.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