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人们讲，我们家祖上是卖棉花的，有一天，他挑着棉花担子，到了河北正定外的一个地方，突然棉花担子散了，怎么包也包不起来，于是他索性就在当地卖起棉花来。没想到从此发了家。

他生了两个儿子，给大儿子在马路左边盖了房子,二儿子在马路右边盖了房子.大儿子的大太太不生育,又娶了二太太,给他生了4个儿子.二儿子生了6个儿子,我爸爸排行老二,每个儿子又在马路的两边盖了宅子,所以我们家的房子在村里占了大半条街,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荣宁府。

据说老宅子里面常出新鲜事,有一次一个小偷想去我家偷东西,趁大家不注意躲在房梁上,准备夜里出来,可是每到家里夜深人静时,总有一对老头老太太搬个小桌子,小凳坐在过厅里喝酒聊天,小偷在房梁上呆了好几天,没有机会,也不敢下来,最后累得实在不行了,只好从房梁上爬下来求饶。从此再也不敢来我家偷东西,还逢人就说,我家的东西有神仙保护,偷不得。

共产党当政之前,我父亲参加了游击队,是游击队长,打日本,打国民党军队,我大姐是那时的妇女会主任,被国民党抓住后受到毒打,后来她趁乱用锅灰摸黑了脸,头发扎起来冒充男人混在难民中才逃了出来。正定是内战时攻打石家庄的主战场,国共两军在这里进行拉锯战,战斗非常惨烈,难以表述。按说我们家对共产党是有贡献的,属于”革命家庭”。

好容易仗打完了,共产党说要”土改”.这时候村里来了两个人,是村里一个二流子的儿子,曾参加过解放军.他们谎称说军队让他们来领导土改.这个二流子早就看上了我家的房子,所以硬说我家是地主.那年我8岁,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领着村干部把我们全家赶出家门.我全家流离失所了一年多,最后给分到马圈里住。

那两个二流子实际上是打仗时开小差偷跑了回来的,他们生怕真的土改队会来,所以想趁乱先把我家的房子里的东西拆到他家去。我家房子的门柱又高又粗,那个大流子不懂行,把地基先拆了,我大嫂告诉他这样很危险,他不听,还骂骂咧咧的踹了门柱一脚,那门柱倒下来砸得他脑浆迸裂,死于非命,这也是他的恶报。后来土改队进了村,因为我家人均土地不到三亩,所以最后又多分给我家9亩地。

我毕业于石油学校,上学时赶上”大跃进”,那时收入很低,一个月就几十块钱,一个黑黑的手掌心大的贴饼子就卖5毛.搞石油是个特殊行业,常与有放射性的仪器打交道,所以国家配给一个月一斤白糖,丈夫心疼我,有一个月把白糖留下给我,被别人发现了.因为我有白糖,竟成了罪证,说我的白糖来路不明,为此挨了批斗。

丈夫和我是同行,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当时的人都那样,饿得浮肿,腿和腰一样粗,干活也不知道偷懒.一次,他们出差,在路上又累又饿,狠了很心去饭店吃饭,要了一笼包子,竟吃出一个人的小手指!他们吓的谁都没敢再继续吃.搞石油的人得全国到处跑,所以看到很多惨剧,走在路上,一头栽下去起不来的是常事,农村叫”倒卧”。那包子……

生我的大儿子的时候,我身体不好,多灾多难,刚生下来,就发高烧,连着三天不退,丈夫害怕政治影响,请假不敢逾期不归,硬逼着我出院,他好返回单位。好在老天保佑,我出院后第二天烧就退了。

“文革”的时候天天政治学习,有一次我们去取新报纸,我和另一个人同时拿起一张报纸时,无意中把毛主席像撕破了,很凑巧的是那个人的成分也不好,这在当时可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所以单位就”上纲上线”,说”家庭出身不好,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批斗了我们两个一整天。

我中学时的校长,因为讲课的时候,无意间说了一句话被学生拉出来批斗,用铁丝拴住长板凳挂在耳朵上,竟把右耳挂掉了。

我的公公是北师大50年代化学系主任,在一次实验事故中灼伤了气管和肺,从此总是气喘.被调往玉门油矿,因为技术攻关,和台湾的科研机构有联系,所以出差去了台湾一趟,结果在”文革”中说他沟通国民党,并是”反动学术权威”,被狠狠的批斗.老人家是个强脾气,拒不承认,”造反派”就让他罚站,不让睡觉,腿肿得来脚在那里都认不出来了。最后他还是被迫写了”认罪书”,承认自己是特务.”造反派”们还不满足,”认罪书”没有通过”政审”,所以就开始动手打他,老人家最后被打断了3根肋骨.回家还没有痊愈,就被迫去放羊放牛。

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什么都赶上了,”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大跃进”,”插红”,”拔白”,”三年灾害”,”文化大革命”.是个”老运动员”.共产党老说它多”伟光正”,实际上它才是罪魁祸首。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其害。就是那个二流子,如果没有共产党给他的这个环境,他也不可能对我们家行这么多恶。我用我和我家人半个世纪的生活经历告诉每一个人,别再受它的骗,早点脱离它的控制,结束它的邪恶统治。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4/12/19/n7528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