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离中国这么近，两岸往来频繁，为何能守住防疫线至今？专家认为有八大原因。
1. 未听信中共及WHO
去年12月31日，中国通报武汉传出不明肺炎后，就在当日，台湾的卫福部疾管署立刻做出反应。疾管署公布因应策略：启动边境检疫应变措施，加强入境旅客发烧筛检，即日起针对从武汉直航入境班机进行登机检疫。
在台湾出现第1起确诊案例后5天，政府宣布全面暂缓中国人以小三通到金门、马祖与澎湖离岛，并禁止湖北省人士入境，时间点超前各国。不久后，来自大多数中国城市的班机也被禁止入境。但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月30日还在呼吁世界各国“不限制对中国的旅行”。
台湾之所以积极提前展开防疫措施，并保持高度警觉，与中共一贯以来隐瞒疫情有关。
前嘉义荣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崇兰诊所院长蔡宗宏指出，台湾与中共“对打”太多次，很清楚中共体制的作法，为了要让疫情数字好看，很可能少呈报确诊和死亡人数。
现任副总统陈建仁是台湾具代表性的公共卫生专家，在17年前SARS爆发时负责指挥防疫。他2月接受《日本产业经济新闻社》专访时指出，1月初就认为疫情很可能“人传人”，须尽速研拟对策。但 “中国直到1月下旬才承认，WHO也是跟着中国之后才承认这事实，这对全世界防疫造成很大的困难”。
2. 在经历SARS惨痛后得到经验
陈建仁还表示，台湾防疫能够领先，是经历SARS的惨痛后，学得的经验。
他回忆，台湾在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前，就希望WHO可提供SARS病毒株，以便做快速诊断工具，也希望WHO能让台湾跟各国交换资讯、防疫知识。然而，WHO毫不理会，弃台湾2300万人的性命于不顾，中方更不分享疫情资讯。直到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后，WHO才派代表过来，但已有很多人过世了。
SARS疫情过后，台湾制定新兴传染病的防治措施，完整规范了人员、物资、机构、医疗体系，并改造卫生署和疾管局组织，新增20多名感染症专科的防疫医师，并加强培训地方卫生人员。
“SARS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公共卫生上很大的教训”，陈建仁说，“但是我们从教训中学到了怎样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因应新的挑战。”
在SARS时期照顾过疑似病例的蔡宗宏回忆，当年他们对SARS很陌生，真的是提心吊胆。遭此一劫后，台湾就一直处于备战状态，医院评鉴也很重视感染控制，将其立为独立评鉴项目。
蔡宗宏指出，许多国家都没有经历过SARS，因此对于防疫只有理论上的认知，却没有实务经验。与中国距离更近的香港，虽然其特首在防疫上屡遭批评，但疫情并未像西方国家那样失控，也与当年经历过SARS有关。蔡宗宏说，香港当年有抗SARS经验的医护人员还在，因此感控做得不错。他认为，只要中共不插进来“瞎搅和”，香港医护应控制得住。
3. 防疫团队汇聚医学专家
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由卫福部长陈时中担任指挥官，由外交、经济、教育、交通等各部会的主管组成。而疫情指挥中心的核心，是医师、公共卫生专家齐聚的疾管署。
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李秉颖接受新唐人电视台访问时介绍，台湾所有防疫策略，都是卫生专业人员一同讨论的，疾管署有很多医师具有临床医学背景，且熟悉感染控制工作。
李秉颖指出，相比之下，中国是由政治人物来指导疫情防堵工作，中国的公卫人员也反映“疾病管制中心的权力太小了，没有办法发挥功能”。
“我觉得这些原因都造成（中国）防疫工作不是很理想。”他说，要想达到好的防疫效果，“主导者有（医学）专业能力，是很重要的事情。”
4. 讯息公开透明
对台湾民众而言，已习惯每天通过网路直播或新闻媒体，观看疫情指挥中心召开记者会。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每日率领团队召开1次、甚至2次以上的记者会，详细告知民众今日是否有新增确诊人数、可能传染途径、患者治疗情况、防疫措施更新、防疫物资如何购买等诸多资讯。这些资讯也会整理成简单易懂的图表，公布在政府的官方脸书专页。
台湾政府也要求电视和广播电台，每小时播放1次公共服务宣导内容，说明病毒传播途径、正确洗手重要性、配戴口罩时机、正确消毒方法及居家隔离要注意的事项等等。
曾任台北马偕“SARS勤务应变中心”召集人郭许达医师先前受访时强调，发生疫情后，政府资讯公开透明、教育民众是非常重要的事，有多少问题都要让民众知道。相反，“疫情越封锁，对（防疫）处理越不利”。
同时，台湾政府也不断对错误资讯进行辟谣，例如向民众澄清，卫生纸原物料不同于外科口罩的原料，卫生纸不会缺货，要民众勿恐慌囤货等。
中共当局在疫情出现后也在“辟谣”，但所谓的“谣言”却是真实情况。例如李文亮医师生前因在微信朋友圈示警，表明武汉出现类似SARS疫情后，被当成造谣者遭到警方训诫，最后李医师本人也染疫离世。
两位从广东到武汉支援的护士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上投书，向国际社会求援，并透露武汉环境恶劣、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但文章的中译文本很快被中共封杀，中国媒体亦删除了相关报导。广东援助武汉医疗队也被迫发表声明，要求《柳叶刀》撤销这篇文章并道歉。
“当中国医生去向国际期刊求救，说明他们面临的境况已经到了非常绝望的地步。”曾在中国亲历SARS疫情的前长春市中医院主治医师朱雅莉说，“这种情况下对医护封口，不仅是对前线医疗人员的巨大打击，也是对防疫的严重阻碍。”
5. 及时补充口罩、隔离衣等防疫物资
疫情爆发后，台湾最早禁止医用口罩出口，并实行调配制度，确保人人可低价购买口罩。同时，还建立新的口罩产线，调派国军来大幅提高产量。总统蔡英文3月9日表示，本周台湾制造的口罩已经可以出现单日突破1,000万片的产量。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台湾实施一系列口罩措施，确保民众可低价购买口罩。（总统府提供）
医护人员所需的防护衣及隔离衣，也在政府与民间合作下赶制，为前线医护提供保护。
消毒用的75％酒精因民众抢购而缺货后，国营事业台湾烟酒公司和台糖赶制生产，以解决民众需求。
振兴医院急诊科医师蔡贤龙表示，在防疫作战中，第一线医护人员拥有充足的装备是关键。中国医护人员就因防护装备严重不足，造成院内感染严重。
6. 在经济利益前先考量国民健康
中国观光客是全球旅游业的最大客源。这意味着许多国家若失去中国游客，就要承担重大经济损失。然而，由于武汉肺炎爆发，台湾政府在1月底决定，限制中国客来台，并让在台的中国团客提前离台。为解决观光业困境，台交通部观光局在日前核定了补助观光产业的纾困措施。
但不少国家，如韩国和日本，却迟迟未采取严格的禁止入境措施，仅小幅度限缩中国游客。
此次成为欧洲重灾区的意大利，虽然暂停中国所有直航班机入境，却“禁航不禁人”，疫区旅客可通过转机入境意大利。同时，在支撑设计之都米兰的产业生产重镇——普拉托，许多工厂的老板和职员都是来自温州的中国人，他们在中国新年期间返乡过年，被认为是疫情爆发的因素之一。
前台南县长苏焕智在个人脸书指出，温州的疫情也非常严重，是湖北省以外第一个宣布封城的城市。但意大利却避开谈论这一感染源头。苏焕智认为，意大利并非不知道，而是担心他们的时尚品牌从“Made in Italy”，被发现是“Made in Italy by Chinese”，进而影响品牌价值。
“这些国家大概是疏忽了，为了经济利益，降低了警戒心。”全球台湾医卫总会长、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张武修说，“但健康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7. 健保覆盖率高
据2019年台湾外交部公众外交协调会数据， 台湾的全民健保覆盖率高达99.9％，且约93％的医疗院所都是全民健保特约医院，提供人民便利且可负担的医疗服务。世界著名商业杂志CEOWORLD去年针对全球89国的“健保指数”（Health Care Index）进行评比，台湾排名世界第一。
台湾医疗院所挂号费用大约新台币100～150元（约美金3～5元），可避免民众担忧医疗费用而不愿就医。
同时，台湾的健保卡号码也与出入境资讯连通，就医时刷健保卡，可知持卡人的旅游史，例如近期是否到过中国大陆。这些都有助于及早发现疑似患者，并进一步检验。
8. 善用科技防疫
台湾政府成立“防疫大数据小组”，导入大数据分析，进行即时的防护。
除了医疗人员可通过健保云端系统立刻知道患者旅游史之外，政府还利用大数据把“钻石公主号”下船旅客长时间停留的地点，做成轨迹图，让当地民众能做好防疫准备。
推出口罩实名制后，又结合健保署资料及健保卡，推出口罩实名制地图及剩余量查询。民众可利用手机，查询住家或工作场所附近哪里有可购买口罩的健保特约药局。
自疫区归国的民众都需要强制居家隔离14天，通过手机的位置分享功能进行追踪，若被发现违反隔离措施或隐匿症状，都将被重罚。
向来擅用“大数据”监控人民的中共政府，在这次疫情中也借用了科技的力量，但主要方向却不是防疫：在强制全民戴口罩后，增加监控系统识别人脸的难度，中企迅速推出戴口罩人脸识别系统。
总公司位于北京的汉王科技宣称，约用一个月时间研发成功，目标人士戴口罩时的识别准确度为95%左右，不戴口罩的识别准确度则达99.5%。汉王科技副总裁黄磊透露，这项技术的最大客户是中国公安部。
注：新冠状病毒，也称武汉肺炎病毒，大纪元认为叫“中共病毒”更准确。因该病毒来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更因中共掩盖疫情导致病毒向全世界扩散，并造成全球大流行。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14/n1194081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