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就是城市里萧条冷落，连一间路边小面店都要国营，店员懒懒散散，没人安心工作，顾客稀稀落落，不但消费程序繁复，费时失事，还要看服务员一付晚娘冷面孔。工厂里工人懒洋洋应付上班考勤，为的只是月底那一小点微薄的工资，完全没有任何生产主动性，积极性，大家纷纷把工厂里任何有私用价值的生产资料偷回家去制作家具，家庭用品……使得整个国家生活日用品奇缺，无论什么东西，吃的用的一律凭票供应，共产主义没建成，倒是先建成了一个“票证王国”。“解放”几十年，所有大中小城市，除了“苏联展览馆”几乎没有任何新建筑，大城市全靠旧政府留下的一些高楼大厦撑门面，普遍一家三代四代挤在黑暗狭窄的小平房里，年轻人无房结婚，上海还曾发生为婚房闹出人命的悲剧。
农村情况更甚，中国广大农村数千年的“各家自种各家田，收获各搬家里囤”的生产秩序被共产党一朝彻底打破，实行所谓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农民集体上工记工分，年终分配粮食现金的人民公社法则。结果全体农民都成了无地的不自由的农奴，可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
现时有对当年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非常生动真实的描写：早上队长书记吹哨集合训话分工，农民社员懒洋洋开工，书记队长回家抱老婆“学毛着”去了，或者去队部泡茶闲聊“研究工作”，全额工分照记一分不少，到年终书记队长分最多。请看现时文字资料对当时农村情况的记载：
1958年“大跃进”后，由于实行平均分配，许多社员在家装病，三请五请不出门；劳力多人口少的户本来是生产上的主力军，但收入减少最多，因此他们劳动情绪消沉，休息多干活少，不满地说，“共产党没良心了，说的是按劳分配，实际是谁苦战苦了谁”；有的管区有48个人拄上假枴杖不参加劳动；耕地不能及时翻好，致使出现荒地的现象（有的村竟1,500亩地都没耕）；同时肥料少，农具缺，水也不足。这与上级想像中的“大跃进”恰恰构成了鲜明的对照。（1）
上述反映的情形不仅是太谷县一个地方的现象。例如，在广东新会也出现了“四多四少”：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有人称当时的人民公社为“三化”：“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各地的劳动出勤率普遍下降了五、六成，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也普遍下降。基层干部受到影响也消极起来，甚至随波逐流，对1959年的更大跃进缺乏信心。在全国许多地方，备耕工作重视不够，肥料准备不足，耕畜养护不好。（2）不少地方发生了宰杀和停养牲畜、禽畜的严重现象，如山东省耕牛死了四分之一，广东不养猪了等等。据李锐回忆，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陶铸说：“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750万农户，70％以上养猪，一吃一死，都不养了；李云仲在金县一个生产队调查，去年有猪300多口，今年只剩了9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3）
总的来说，在农民们眼中，1958年9月“公社化”以后是99％的缺点，东西也不分你我乱拿；公社化俨然就是“共产主义”，一切都归公了；公社化搞食堂，干部假借查卫生的名义到处搜寻粮食，致使群众害了怕，觉得社会变了样；上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下面是“一愁二怕三紧张”；群众思想混乱，害怕共产；有“十五气”，第一气领导干部“带了疯气”，人们心里有一股怨气，可是又不敢说，觉得自己就是个受气疙瘩，吃了一年的钉子；人们开始半信半疑，觉得世道不对了；领导上说话不算话，群众对政策也不相信，开始和党脱离；无论是派任务还是调劳力、物资，都顶，形成上下顶牛；并开始哄上头，据说是，干部哄群众，哄一成，群众哄干部，哄九成。……（4）江西省委党校甚至有80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在1959年初的“鸣放”中也提出：中央通过的两个有关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5）。
经历过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农民实际上已经明白，“集体经济”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从此农民们与共产党离心离德，开始了他们的“反抗”和“坚决抵抗”（毛泽东语）。这一反抗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怠工”或“变相罢工”，不生产或是不多生产，表现为出勤率和劳动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为造成的田地荒芜，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从另一方面讲，在农村经济高度“国营化”的情况下，农民也产生了依靠国家和依赖上面的思想。换言之，在国家“共”他的产的同时，他们也梦想着“共”国家和别人的产。这一时期农民的另一个反抗方式就是瞒产私分。从1959年初的情况看来，瞒产私分是相当普遍的，但不如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
无论是怠工、不生产，还是瞒产私分，都是“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农民行为的共同特点。显而易见，1958年的“大跃进”事实上把政府和农民逼到了对立的位置上，也可以说双方已经“正式开战”。而在以后的3年里“两军对垒”的结果，自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声望也大为折损，从此他再未尝试争夺国际共运主流阵营领袖的地位，而是针对国际共运的主流阵营发动了“大批判”。
结果就出现了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的1959～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活活饿死了3800万人，究竟“大跃进时期”导致多少人死亡？目前官方的人口统计显示：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比上年增加2.22％，较前几年增长率为低；1959年为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减少1千万整；1961年为65,859万。实际上这几年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是不真实的。《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首次指出了“三年困难时期”官方的人口统计数字不真实的问题。此外，当时很多列为“正常死亡”的人口中，很大部分实际是饥饿致死的。例如，在甘肃，“死了人还不敢说是饿死的”，对死人区分正常与非正常死亡，“是很难分清楚的”。（6）
《当代中国的人口》披露：1959年的人口数字是“浮夸风”盛行之下有意多报的结果；1960年人口的减少数实际上比公布的1千万多；据1964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的人口数应当是64,508万人，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少1,351万人；这样3年累计人口减少数为1,486万人。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由此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这与前几年相比也有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当有数千万之多。（7）另据一项对农业劳动力的统计，1961年比1957年农业劳动力减少了2千万人。（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唯一一次认真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结果，是执政党最后不得不断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念头，在1970年代末期局部重新回到了农业集体化之前的原点。然而，中国的农民为了这一试验却付出了数千万条生命，但又有谁向死者表示过悔意呢？
铁一般的事实，无情地无可争辩地证明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只是一个脱离现实，与人性相悖的空想，它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中国49～78年的经济大倒退，59～62年3800万饿殍的尸骨给它下了最好的注脚。
9/11/2017写于香港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注释】
（1）见晋中地委“关于以算账为中心的整社试点工作的报告”，太谷县档案：3－1－54；太谷县档案：3－1－58，第4、11、12、13、14、19、22、24、26、35、40、45、51、52、88、93、101、127、130、139页；还参考对胡二娃的访谈（1994年9月）。
（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127至128、131页；在湖南，据说农民“作了一天活，身上没出汗”，见《庐山会议实录》，第372页。
（3）见《庐山会议实录》，页156、26、48等。
（4）太谷县档案：3－1－58，第128、2、13、27、18、48、65、128、129、3、34、61、26、28、32、132页。
（5）《庐山会议实录》，第42页。
（6）“甘肃省农业合作制简史”，《甘肃省农业合作制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8，第24、38页。
（7）《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6至9页。
（8）《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第558页。
(看中国:http://kzg.io/gb4Ca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