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这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的话。

毛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是独裁者。中共1949年建政后毛发动的历次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表明：毛确实是古今中外罕有的暴君。

但是，无论毛多么狂，多么暴，多么横，在毛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一批反抗毛暴政的人，包括一些年轻人。

1966年，毛发动了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持续十年之久，又被称为“十年浩劫”。就在这充满血腥、暴力、愚昧、盲从、疯狂的年代，中国仍然涌现出一批反对毛发动文革的人。其中有一个年仅19岁的女大学生，她的名字叫王容芬。

一，豁出性命，反毛退团。

王容芬1947年出生于北京市海淀区，童年在培元学校读小学；10岁时，以语文、算术二门课200分的成绩考入北京101中学；16岁时，以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德语专业学习。

1966年，她19岁时，已是一名大学四年级的优秀学生干部了。这一年的8月18日，她作为学生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被无数人狂热崇拜的毛泽东。

这是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8次接见1200万红卫兵的第一次。此次接见后，红卫兵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冲出校园，冲向北京的大街小巷，“破四旧”，大搞打、砸、抢、烧。此即“疯狂的红八月”。

据《北京日报》报导，1966年8-9月间，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校长，还有很多市民。

王容芬在“疯狂的红八月”里的所见所闻，骇人听闻，令她的良心倍受煎熬，忍无可忍。1966年9月24日，她奋笔疾书，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信中写道：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天，她跑到天安门附近的棋盘街邮局，从自动售票机里买了邮票，贴上，将致毛的信寄出。同时，给中共中央、她所在的学校、她的妈妈寄出同样内容的信，算是诀别。

当时，她身上还揣着一封用德文抄写的致毛的信。寄完信后，她步行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出来后，径直向东直门外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走去。快到苏联大使馆时，她从口袋里掏出“敌敌畏”，“咕嘟咕嘟”全喝下了去；之后她就昏倒，不省人事。

她当时的想法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只有苏共敢跟中共叫板，她想让苏联外交官最先发现她的尸体，然后，把她以死反抗文革的消息传出去。

谈到为什么给毛写信，王容芬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818之前）街上已经全乱了，我们家也被刨地三尺，说我们家藏着那个……偷听敌台，有这个，有那个……又是特务，又是什么的。然后邻居什么的都不行了，在街上看到的，大卡车拉着一个女的给剃的那个‘鬼剃头’，那时叫‘阴阳头’，一半秃、一半长的那种，可怕极了。挂着大厚牌子，沉重极了，脖子上细铁丝勒进肉里边去了，那个人还是个大肚子（孕妇），我真看不下去了。”

“这么没人性的做法……太多了，我们外语学院在魏公村，进校门的时候有一个湖南公墓，（著名画家）齐白石的坟被砸了，骨头被拉到外语学院大操场的舞台上，摆在桌子上批斗，这都是什么事儿啊！好几个老师自杀了。”

“我们学校法语系的一个教授，因为他太太是法国人，红卫兵逼着他自杀。校医室有一个大夫姓黄，黄埔军校毕业的，因为毕业证书上有（校长）蒋介石的签名、盖章，把他也逼死了。”

王容芬在德语系学习，看过纳粹大屠杀的纪录片。她将眼前的景象与纳粹的暴行对比，感觉更残酷、更野蛮、更不可思议。她想：“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于是，她决定上书毛泽东，以死抗争。

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在全国上下包括许多中共省部级以上高官陷入一片狂热之时，却用常识与良知，保持了难得的敏锐与清醒，毅然决然上书中共最高统治者毛泽东，豁出性命，作最后一搏。

有人形容，她的这一决绝举动是：“明知要毁灭，却拚命地扑向熊熊之火。”

二，被判无期，大难不死。

可是，老天爷不收她。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

她回忆说：“醒来的时候，一大堆警察围着，在公安医院里边。在那儿呆了一天两宿，就给抓起来了，送到功德林监狱了。”

在功德林监狱关了一段时间后，她被关到德胜门外的“少年犯罪分子管教所”。在那里办学习班，挨批斗。之后，被关到半步桥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1969年，说是中苏要打仗了，搞战备疏散。她被疏散到山西临汾晋南的看守所关押。之后，被换押到晋东南的晋城看守所。

1976年1月10日，她被关押近10年后，在晋城看守所，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行是：用最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宣判后，她被押解到山西榆次的女子监狱，又叫山西第四监狱，去劳动改造。

判刑前的一年，是她在监禁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她受到双手被“背铐”、双脚被套上“铁镣”的酷刑折磨。她回忆说：

“到了山西，（监管人员）确实不打我，不骂我，戴的背铐叫‘小铐’，那是在铁匠炉上打出来的，那种铁铐整个就夹在肉里头了，上一把大锁。那种铐戴上去以后不出三个钟头，全都‘招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压迫得心脏都不行，它把动脉整个给你卡住了。”

“我这个人没心没肺的，一咬牙就顶过来。他们觉得‘唉，这女的怎么还不求饶啊？’，这一戴啊，后来就不行了。去了一个法医，看了以后说‘这个女人要死了，你们不能这么下去了’，他们才给我摘。”

“摘的时候是十冬腊月，摘不下来了，整个那皮跟铁、跟肉全都长在一块儿了。他们就硬给撕下来了，连皮带肉，就把那个铁铐扔到炉子里。屋里烧着炉子，叫消毒还是叫什么，听着‘滋滋’的响，冒着烟，那是烧人肉啊，都是我的肉、我的血。”

“吃饭的时候牲口还能用两个蹄子扒扒、四个蹄子……我没有啊。我就想，你把我胳膊给砍下来，我就不受这个罪了。那受罪受死了，每时每刻都在煎熬。”她当时只能趴在碗边，用嘴去啃饭。

“当时跟我关在一块儿的是一个苏联女人，她说‘折磨一个牲口也就是抽几鞭子，有时有晌的；折磨一个人竟能这么没明没夜、没日没月地折磨下去？’她看不下去了，她心挺好的，给我擦屎擦尿，给我洗什么的。”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十年文革总算结束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搞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1979年3月11日，在被关押长达12年半、被判刑两年零两个月之后，她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

就因为那封“反毛退团”的信，她被关进监狱时，还是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等她出来时已是32岁的大龄青年了。漫长的牢狱生活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

三，劫后余生，著书立说。

出狱后，王容芬当过德语代课老师；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重建社会学，面向社会招生。她写了一篇论文寄去，被看中，面谈后就被录取了。

她先是社科院中国社会学会筹备组工作。社科院社会学所成立后，她在那里从事研究工作，后来成为研究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思想的专家，译介了不少德文社会科学名著，包括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等。

学者傅国涌曾说：“我最感兴趣的是王容芬译的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其中只有《以政治为业》、《以学术为业》两篇讲演，而我常常把其中的一些话当作格言，抄在日记本上。”

1989年6月，王容芬前往德国定居，至今依然笔耕不辍。

四，经历六四，不存幻想。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辞职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病逝。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的“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的静坐、请愿、游行。

王容芬回忆说：“当时，我人在北京，我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每一天都去。我参加了首都知识界声援学生的团，当时还让我们也去绝食，我也参加了。跟家里都交代了，跟我婆婆交代了，把孩子交给她了。婆婆还给我一个大棉袄穿着，说‘晚上别冻着了’。”

1989年6月4日，邓小平调20万大军进北京，用坦克、机枪，冲锋枪等，制造了天安门屠杀。美国政府曾透过中方戒严部队线人，获悉中南海内部的一份文件，评估“六四”死伤民众多达40,000人，其中10,454人被屠杀。

王容芬说：“我曾对邓小平有一定的承认和感激，一来是基于我个人的经历，二来认为经济改革是从他开始的。但是六四一杀人就彻底完了，这个过了底线了，你以前的就什么都不是了。”

“（邓小平调）20万军人镇压屠杀几千学生和市民，这太过分了，这是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向平民、市民这样开枪，而且他们使用了连纳粹都禁止（使用）的‘达姆’弹（又称“开花弹”），这是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

王容芬还对中共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她说：“共产党的历史是很不光彩的，它是一个暴力的反人类黑社会组织。”

她坦陈：“我已经过了相信邓小平的那个阶段，我不会再信了，共产党哪一派我也不信了，因为只要是共产党，就是有局限的，因为一但触及共产党自己根本利益的时候，它就会动枪动炮。共产党它永远不会变的。”

五，铭记历史，清算罪恶。

2008年1月12日，旅居德国王容芬发表致中共党魁胡锦涛的公开信。信中写道：

“文革是反人类大劫，其持续之久、危害之广、杀人之多、手段之劣，在人类历史上都属罕见。”“一旦41年前的人类悲剧重演，不要说改革开放受挫，5000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就彻底毁了！”

“到今年6月，文革就42年了，这个历史大案该了结了。不了了之，后患无穷。”“（如果中共）真要促进改革开放，就当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尊重百姓人权，摒弃暴力路线，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宣布红卫兵为反人类暴力组织，将文革罪犯及顶风作案复辟文革的现行反人类罪犯押上法庭，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文革死者，取信于民，建立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

结语

回顾王容芬的非常经历，她真是一个大难不死的奇女子。

有人总结她的命运有三个令人惊叹之处：一是在举国痴狂之际，竟能独具慧眼以不怕死的勇气戳穿“皇帝的新衣”；二是竟能坚强并幸运的活下来，目睹“文革”的破产，按当时“标准”，王容芬如果被执行了死刑，决不令人吃惊；三是王容芬受尽非人折磨之后，精神竟没有崩溃，而能在理性严谨的学术领域中取得巨大成就，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余生。诚哉斯言。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1/21/n14681085.htm )